改革开放与国学复兴

近年来，我国出现的“国学热”成为一个难以忽视的文化现象，各类媒体上国学类栏目比比皆是，众多高校开设国学类专业或相关课程，国学研究机构纷纷组建，书店里国学类书籍持续热卖，古典戏曲进入中小学课堂，一些重要传统节日被定为国家法定假日……这一切都在说明，传统文化在当代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勃勃生机，在人们眼中原已显得陌生的国学已渗透到学术研究与生活当中，重新体现在中国人民深层价值观中。民族文化是国家自立之根基，随着今日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民族自信心的增强，重拾经典、振兴国学，已经表现出历史的必然性，这些都显示了国学在当今时代的繁荣和强大的生命力。但同时，所有这些也都和改革开放前国学研究领域的凋敝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

我们不能否认，改革开放的大潮，为国学研究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国学的现代复兴，与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年历程不可分开。今天的“国学热”，也正是改革开放30年来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心日益强大的必然结果。因此，在这一讲中，我们想梳理一下30年来国学的发展脉络，回顾国学在改革开放前后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历程，更好地实现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对接，使我们的民族文化焕发更强的生命力，在社会和谐发展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一、改革开放前的国学：“厚今薄古”指导思想下的冷落

国学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1952年中国大学的院系调整，按照的是西方学科分类的方法，借鉴苏联模式，在大学教育中西学几乎一统天下，根本不见“国学”的踪影。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只能栖身于按照西方分类体系分的文、史、哲专业之中，从学科内容上被完全肢解而划分到西学意义上的各个学科中去，中国传统的经史贯通的教育理念从此无法施行，中国传统最为珍视的人文精神也在生硬的学科分类和技术性学习下难觅踪影，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精神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学可以说丧失了基本的生存合法性。

1949年建国后，随着政治“左”思潮的泛滥，政治运动一浪接着一浪地到来，“厚今薄古”思想甚嚣尘上，“五四”的“全盘西化”的思路又重新被引申到了相反方向的极致，国学作为一门系统研究与阐释中国传统学术的学问，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而是几乎销声匿迹。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明确表示，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都被贴上了“封建思想”标签，在肃清行列。1950年代，中国开始了全方位的意识形态革命，所有的思想和观点都被区分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进步思想与反动思想，这种简单的二分法主导了学术的是非判定。当时，国人一度在观念上受到前苏联的影响，对待传统文化有所偏执，一些以政治批判代替学术批判的不良事件开始出现，比如批判《海瑞罢官》、评《水浒传》等等，都是在将思想文化问题政治化，用“道统”约束“文统”，以简单的行政干预来代替自由的学术和文艺争鸣。文革的“破四旧”运动更是要扫除一切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红卫兵与造反派展开的打砸抢行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国学在这一场文化浩劫之下遭受了重创。在文革末期，1974年前后还展开了一场“批林批孔”运动，孔子作为林彪的陪绑，被揪出批斗示众。可以说在这十年浩劫中，国学在全面的禁锢中一片凋零。

在这一时期，国学的研究都要受到政治观念影响，为政治服务，陈寅恪先生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此时成为奢望，他本人也被作为“遗老”，在文革中为了追求学术的独立自由付出生命的代价。在“文革”的十年浩劫中，传统文化和国学一概被纳入到“封资修”的范畴，要“全面扫除”，无数国学经典、历史人物都被扣上各种“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小农主义”的帽子被加以批判，国学经典成为禁书不让阅读，伟大的历史人物如孔子、孟子、老子，都被要求要彻底“批倒批臭”，全国各地的历史遗迹、文物等都遭到了疯狂的破坏，近代的国学大师都被认为是封建遗老遗少，被列为重点批判的对象，像王国维被认为“复古”，陈寅恪被当成“遗老”，梁启超被当成是“保皇派”等等。很多国学方面的学者和专家在文革期间都惨遭批判，遭受了非人的待遇。在这十年，对国学、对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严酷打压是非常令人痛心的，国学的研究一度陷入了停滞和倒退。“文化革命”其实是革了传统文化的命、革了人类先进文化的命，同时也把传统文化中一些糟粕，如封建专制主义与愚昧主义等都被复活，传统文化中一些人道的、先进的、开放的精神都被取缔，在这样的令人窒息的氛围之下，国学生存艰难，只有在进入了新时期之后，国学才获得了复兴的条件。

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忽视建国以来文化建设的成就，简单地把改革开放前的国学研究局面概括为“万马齐喑究可哀”。虽然在改革开放前，国学的研究受到“厚今薄古”观念和政治方面的影响，但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精神深处的传统文化是难以被完全扼杀的。解放之后，很多颇具价值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也在进行着，比如当时成立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委员会，即便是在“文革”当中，还有由顾颉刚先生主持的二十四史标点本的工作。这项工作的水平之高，即使在今天也很难超越。这些工作都调动了当时能够利用的最好的专家，投入的力气比现在要大。另外，还用推陈出新的思路对有些传统戏剧进行了改造，我们现在应该客观地承认有些改造是必要的，而且确实是可取的。因为旧时戏剧为了生存，难免有些低俗的内容，把这些低级庸俗的、无聊的内容带到新社会是并不适合的。解放之后的高校，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人民大学等，也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研究古典文化的专家。但是，由于“厚今薄古”根本理念的偏执，浅陋的实用主义造成了对传统文化的不尊重。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理念都受到前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表现出一种封闭性的形态，在看待传统文化时，总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偏颇。国学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部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所以传统文化包括国学在内，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压，难以健康地生存。

我们必须承认，新中国建国后，无论是在文化的建设还是在教育事业的发展上，都比旧中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对传统文化一直抱着的这种“厚今薄古”的态度，传统文化无论是在价值评估，还是在传播方式上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处于困境之中。国人在文化观上的认识偏差，是造成其被忽视的重要因素。对于中国古典文化，人们往往忽视了其反映我们民族共同的审美心理的一面，忽略了其超越性、共时性的一面。在剧烈变动的年代，有些人对文化上的问题采取了以政治定夺的手段，而那些标榜“反传统”的认识实际都未能跳出“伦理——政治”一体化的模式。由于受到这种模式的影响与支配，一方面对传统文化采取实用化功利化的评价，另一方面往往在“厚今薄古”观念的指导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传统文化妄自鄙薄，切断其与当代文化的联系。

“文革”期间，国学受到摧残，一方面导致很多人对传统文化的偏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都是毒草;但另一方面，客观上也促成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在严酷的气氛下，国学仍像点点火苗悄然燃烧着。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禁书年代读禁书》，像《红楼梦》、《三国演义》、《西厢记》等，当时都是绝对的禁书，不允许人们阅读。但依赖于解放前的古书和解放后出版的一些标点本，传统文化还是顽强地生存着，在被人们偷偷地阅读和回味。纵观历史，无论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清朝的大兴“文字狱”，还是无数次动乱中的掠夺焚毁，多少次的禁书、焚书，都不可能彻底毁灭传统文化。相反，越是这样，倒越是促使人们有了读这些书的兴趣，产生了接触传统文化的渴望。我在“文革”时就偷偷阅读了《诗经》、《楚辞》、《史记》，看了很多优秀的古典小说。有些古典小说中蕴含的价值观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些国学书籍都给了我非常大的影响。“文革”后第一批考上大学的77、78级大学生，基本上都是在“文革”期间以各种渠道偷偷地读了很多古今中外的名著，所以高考恢复后立刻能吸引那么多的人才。国学在思想禁锢时期的顽强生存，也正体现了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强大力量所在。

二.改革开放后的国学：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促成复兴

改革开放以来，国学的研究开始从大处着眼，去掉了外部的层层紧箍咒，得到了全面的复活。文史哲等传统文化的领域都掀起了一个研究高潮，首先就表现在“解放思想”上。随着思想的全面解放，当时形成了一个传统文化的研究高潮和学术书籍的出版高潮，有的是带有全新视野的新著，也有的是旧著重印，把“文革”前的一些书重新修订出版，这些都体现了“百花齐放”的方针。当然还有一些当时撰写的著作，虽然试图有所突破，但在思路上仍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旧的痕迹，比如把老子批判为唯心主义，把庄子说成是主观唯心论，等等。但就是在这个思想解放的基本基础上，在80年代中期中国形成了人文社会学科的大繁荣，这个大繁荣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解放的高峰相呼应，有人称之为“80年代启蒙运动”。这个“启蒙运动”在80年代中后期达到高峰，国学正是这个启蒙高峰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国学的热潮在90年代愈见升温迹象，1993年的8月16日，《人民日报》用整版篇幅刊登了题为《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的文章，编者按说： “国学的再次兴起，是新时期文化繁荣的一个标志，并呼唤着新一代国学大师的产生。”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在头版“今日谈”栏目发表了署名文章《久违了，“国学”》。这股重视传统文化、重视国学的热潮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关注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热烈，呈现出了一派国学复兴之势。

改革开放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带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同样也体现在对待传统文化和国学的态度上，体现在和国学直接相关的学术研究上。“解放思想”首先是在思想的层面，包括精神文化和学术的层面，它促进了人们对传统文化、对国学的重新认识。“解放思想”当然也体现在政治、经济领域，开展了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但是在思想文化的层面产生的作用更为巨大。因为人的思想是最自由的，思想解放是没有禁区的。改革开放使人们打破了长期以来对待传统文化的一些极“左”的偏见和口号，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愚昧主义的禁锢。“解放思想”督促人们实事求是地看待传统文化。当人们思想解禁，大量地接受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之后，对比之下发现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知识，有很多优秀的精神宝藏，害有很多符合现代人生活的价值观念。国学的方方面面，无论是从形而上的学术，还是到具体的衣食住行，优秀的传统文化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这是解放思想带来的一个根本的变化。

不仅是国学研究，任何学术都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宽松的学术氛围。中国的传统文化领域，也正是由于几次重大的思想解放而带来了学术的繁荣。明代中期的思想解放，促进了近代的学术繁荣;魏晋南北朝的思想解放，直接催生了盛唐的学术气象;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更是为整个中华文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现在大学建立国学院，国学繁荣发展，也正是因为赶上了一个开放、宽容的社会和时代。

我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我们这一代学者都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从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个专业来说，也可以最早感受到改革开放后人们对国学态度的改变。比如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古典文学领域当中，最早成立了中国古代文论协会，成立了《文心雕龙》协会，重新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宝藏进行了清理;重新印行了很多“文革”前出版、“文革”期间被查禁的著作，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丛刊”等等;出版了一批优秀的研究著作，比如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就是新时期一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著作。在改革开放之前，作为学术界一位受人尊敬的长者，王元化先生也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本书的撰写是在“文革”前，但修订是在“文革”后，即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作者在后记中也提到，他就是因为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的变化，因而对这本书重新进行了修订。很多在“文革”中不敢出版的书籍都可以得到出版，这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变化。此外，当时还出版了很多研究学刊、学报，由此产生的巨大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

改革开放后对于国学的重新评价主要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上，即怎样评价传统文化，包括评价的理念和方法。过去只说“不破不立”、“厚今薄古”，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解放思想就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上。要首先解决评判尺度和方法的问题，优秀的就是优秀的，不好的就是不好的，绝对不能把优秀的说成是坏的。而且不再有从政治需要来牵强附会的问题，过去总是用一种教条主义的尺度来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经常拿所谓“人民性”、“阶级性”、“现实性”、“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贴标签”的问题，比如说白居易的诗歌理论是现实主义的，李白的诗歌理论是复古主义的，苏轼的诗歌理论是浪漫主义的……这种“贴标签”的做法必然会导致方枘圆凿、削足适履。由于“阶级性”的乱用，所以对中国古代优秀的作品都加以否定，比如说王维的山水诗体现了他地主阶级腐朽没落的情绪，陶渊明的诗表现出消极的人生观，这些都是评价的尺度、方法、观念出现了问题。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国学研究中这种旧的条条框框都进行了突破。比如在古代文学领域就不再用“现实主义”、“人民性”等去乱贴标签，不再用士庶之分去分析精神文化现象等等。我们对近代国学的评价也是这样，立足于学术，我们不再认为王国维的政治态度可以决定他的学术，也不认为陈寅恪因为有种“怀旧情结”，因而他的学术是不足为道的。我们突破了这些条条框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地评价国学，从而促进了国学的繁荣发展。

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盛世局面也给国学的研究带来了有利的条件，国学的复兴赶在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最繁荣发达的时期，所谓“盛世兴国学”，文化的繁荣都是在经济发达昌盛的时代，“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们吃饱穿暖、行有余暇后，就更需要以国学来陶冶精神。而且国学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大学的国学教育，像人才的引进、教材的使用等日常投入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政府每年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高教事业当中，使高校能切实得到实惠，使教师有比较充裕的科研保证。国学的研究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这都得益于近年来国家财力的增长。

所以总结改革开放对国学的意义，其一就是客观地评价了传统学术，给传统文化和国学以正确的定位;其二是激活了传统文化的生机，传统文化当中的精华，比如现在说的爱国主义、人道主义、民主性的一面、“修齐治平”的人生观等等，都已经为人们所认同，融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当中。这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国学为中国培育民族精神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巨大的精神资源。它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一个构成部分，已经从精神层面走向了物质层面，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效应，如现在的孔子学院、汉学交流，及2008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演出，都体现了这一点。

改革开放对国学的复兴、传统文化的繁荣起到了如此之大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一些客观的、无可避免的负面作用。比如过多地宣传了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夸大了市场的作用，造成市场经济对人的价值观念的腐蚀，这也使传统文化中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受到挑战。剧烈的竞争也造成了人们精神世界的缺失，出现了诸如见利忘义、道德沦丧的现象，这不仅有悖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也和人类的普适价值观念相左。改革开放方便了对外交流，包括学术的交流，但我们在对外交流过程中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保留得不够。另外，“全盘西化”的倾向借助于改革开放而时隐时现。这些现象固然不能全部归咎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并不必然带来这些倾向，但这种次生现象是存在的。所以利用国学和传统文化的某些道德层面进行一些基本的为人之道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要培养人们对经典的敬畏，培养人们的诚信。必须让社会有一些基本的道德底线，要让人们有一种类似于宗教的敬畏之心，现在看来，国学担负的这个任务依然是很重的。

三.继往开来的国学发展：助推国家软实力建设

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弘扬优秀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标志着党对国学和传统文化的反思。在当年的“九大”政治报告中，有一条即是要全面批判“封资修”，传统文化是“封资修”的重要部分，是要受批判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在一步步加强，十六大就提出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培养民族精神;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要弘扬优秀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民族精神是一个集体的精神概念，“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实际上也牵涉到个体的问题。因为“精神家园”牵涉到个体的精神皈依、精神信仰，它要解决的是人文关怀的问题。所以十七大报告的有关论述是把集体的人文关怀进一步和个体的人文关怀相结合，体现了党和政府以人为本的精神。讲“以人为本”，强调集体，但更强调个人。不像过去片面地说集体的利益大于一切，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和世界接轨，经济发展了，人本观念在提升，对人的生命的关怀在增长。物质文明始终是精神文明重要的基础之一。反过来，精神文明也促进了物质文明的发展。国学和经济的发展相关，和社会的发展相关。国学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环节，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当未来的国际竞争到了一定程度，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在未来社会中将会更为重要和突出。将来在人类的经济一体化时代，唯一能使国家得以安身立命、得以保持民族特点的就是文化。世界经济已经高度一体化了，但文化应该追求个性化，因为人类惟有精神文化是永远不能被机械化、经济化的。

21世纪以来，国学研究还有很多全新的任务和挑战。第一个任务就是还原。首先要把原生态的经典进行还原，从文本做起，全面整理经史子集，多年以来，人们对经典和文本都不够重视，而文献的整理是一个基础工程，在这方面如今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当前我们首先必须实事求是地做好一些基础工程，如清史的编修和古籍整理工作，都是很重要的。其次，就是国学教育的深入开展，关于具体怎样开展国学教育，现在社会上各种讨论仍是悬而未决，对于国学院的教育，具体怎样施行还有很多探索的路要走。第三，对传统文化的现代眼光阐释很重要。从完备的学科意义上来说，国学应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传统学术的内容，其二是用现代眼光来阐释与创新传统的学术。振兴国学不仅是指光大传统，更主要是指激活国学的理论创新精神。国学是生生不息的，我们既要尊重经典，又一定要把国学的时代性和传统性相结合。先秦诸子对殷周以来的文明做了重新解释，两汉产生了今古文经学，魏晋出现了玄学，唐代三教合一，宋明理学更是在新的时代特点下对传统儒学做出的新的阐述。现在的国学要存活下去，成为一种义理之学，一定要有历史上学术发展的眼光，重新解释传统并做出创新和发展。国学大师不应该仅仅是文献的大师，还应该是大思想家，擅长思想的阐释和创新。在思想的阐释这一点上，海外的有些学者和港台的新儒家就做的很好，虽然他们的观点我们不一定赞同，但他们确实成为了一家之学，成为新儒学，而且确实产生了一批成就卓著的代表性人物。

当前出现的国学热潮，包括两个层面的现象，其一为大众层面的国学热。最近几年，大陆的国学教育呈现平民化、世俗化趋势，国学频频出现在电视、网络之中，如“经典诵读”、“百家讲坛”等等，这个层面的“国学热”参与主体主要是民间的大众，表现为普通民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高涨，其二是学者研究的国学热。对大众层面的国学热潮，各方面褒贬不一。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一种全方位的文化，而不是高高在上，百姓无法企及的。和欧洲文化相比，国学只在一定阶段有点类似于欧洲的贵族文化，主要是在六朝时期。除了六朝三百多年之外，绝大部分的传统文化，从先秦，到两汉，到唐宋元明清，都是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一个综合体。中国文化是一种世俗文化，本身就讲究形而上和形而下有机的结合。比如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他既注重周代礼乐等高雅文明的传承，同时又注重通俗化的教育，所以《论语》也是一部非常平民化的、世俗化的道德箴言。中国古代的一些仁人志士，虽然是科举出身，但他们通过对通俗演义、通俗戏剧的提倡，把国学的向上提升和向下普及相结合，做得非常好。上世纪很多传统文化的研究者，如章太炎、朱光潜，都非常注重传统文化的普及。这是一个好的传统，我们今天应该传承。讲究雅俗共赏、雅俗交融，既要注重向上的提升，也要讲究向下的普及。

我们现在的国学教育，必须把向上提升和向下普及有机结合起来。向下普及就是要真正把国学的精粹通过通俗易懂的形式介绍给老百姓。但是，现在社会上一些人把普及理解为媚俗，把普及变为一种商业活动。把普及等同于媚俗是一种鱼目混珠的行为，市场需要什么来什么，实际上是把文人变为书商，这是不对的，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倡的普及是两码事，是需要严格分开的。真正的普及，是将理想化为世俗的可以触及的东西，是用来提升人们的道德和生活品质的，这个工作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当前最主要的是要端正方向，切实搞清楚什么是普及，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要特别防止利用普及来消解传统文化，使国学市场化、庸俗化，比如用完全商业的行为来解读经典，利用明星作为经典的代言人，这是和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相悖的。古人说，“入门须正，立志须高”，否则就是南辕北辙，走得越快，离目标越远。

国学使中华文明的文化传统得到传承。展望未来，我们要创造新时代的国学，能够使国学真正地和中华民族的振兴结合起来。国学的作用也许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看到，但是我可以预言，它将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因为到了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人们的精神需求、对人文关怀的需求将会更大。到了那时，相对那些经济发达但文化不发达的国家来说，国学的优势将更加显现出来，中国的国学有可能成为人类文化的一面旗帜，成为一个人类共有的精神家园。当然它的前提是要和其他西方的文化、东方的文化兼容并包，绝不是以我们的文化来取代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庸》里提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在理念上是提倡“和而不同”，提倡多极化的。现在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构想，都是和这些思想有传承关系的。理想的文化应该是兼具共性和个性的。将来，国学在世界上应该既有其“大同”的一面，又有其个性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