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正在修筑的铁路路基从远方延伸而来，到一座山峰前突然不见了，仿佛被人一刀斩断，山体已被削去一个断面，露出赭红色且夹杂着钟乳石的土壤。显然，这是一座刚开凿不久的铁路隧道，刷出的洞口还没有用料石砌筑起来，土石方掘进也不过三五十米，洞口上部仅进行了临时支护，打入的锚杆密密麻麻、长短不齐，正上方还铺上了网状的格栅，喷过锚的地方呈灰白色，给进进出出的施工人员增加了一种安全感。离隧道口约500米处，有一片临时搭建起来的建筑物，从便道上过来进入这些建筑物，必须经过一个由三角铁和钢筋焊成的大门，大门两边并没有围墙，只是用廉价的竹篱笆围了起来，再向后延伸就是木桩和铁丝网了。进了大门有一块空地，一端竖起一个简易的木制篮球架，活动时只能打半场，开展不了正规的比赛。再向里走，过几排临时房屋又是一个大门，与前面那个大门不同的，这只是两扇用趴钉和杉木杆拼凑而成的柴扉，与柴扉联结的一根柱子上用铁丝捆绑着一个长方形牌子，上面写着“铁道建筑第四局物资供应处皖赣铁路物资供应站郭溪工地材料厂”几个大字，偌大的场地分出不同的区域，大堆的木材、钢材露天堆放着，水泥则是用军用篷布苫盖着。

据说，皖赣铁路与安徽旌德一个名叫吕佩芬的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吕佩芬名烈英，号晓初，光绪六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与王仁堪、将艮、洪思亮、周克宽、曹鸿勋、张百熙同院为官，共同具有俊秀飘逸的风格，时人谓之“翰林七贤”。他总结自己一生只做了三件事：修铁路、兴学堂、筑堤坝，而修铁路就是指他在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向皇帝上奏倡修皖赣铁路，计议线路北起安徽芜湖，经湾沚、宣城、宁国、旌德、歙县、屯溪、婺源(时属安徽)达江西景德镇。安徽省私营铁路公司在芜湖成立后，立即开始招股、勘路、购地、筑路等事宜。然而，皖赣铁路从1905年立项后就像一个难产的婴儿，几经风雨、历尽艰难。

这次重新开工建设已经是第五次上马了。鲁红雲和她的工友们雄心勃勃地来到工地，并立下豪言壮语，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铸就这条钢铁大道。然而，几个月过去了，由于受财力、物力的限制，工程进度缓慢，有的工程队连发工资都很困难，严重挫伤了参战职工们的积极性。

冬季的中午虽然阳光灿烂，但在工棚里相对而坐的红雲和汪刚却感觉不到艳阳的温暖。从外表相貌看，汪刚明显比红雲年长六七岁，穿戴齐整，五官端庄，很有些男人威猛刚强、勇健利索的气质。因为感冒，他时不时地抬起手揉搓一下呼吸不畅的鼻子，或用手绢擦拭一下流泪的眼睛;红雲则双手抱着装满开水的玻璃茶杯。水是汪刚倒的，可她一口也没喝，仿佛只是为了把热量传递到自己的手上。

自从知道自己又一次怀孕，红雲的心里就如同面前那扇密封不严的窗户，受到一股又一股冷气的侵袭，禁不住一阵阵地发冷和抽搐。春节前，丈夫邵松阳来信说，单位领导已经批准了他的请求，从几百里以外的处机关来探望她。已经暗自与汪刚在一起、有时还起伙做饭吃的红雲，不能忍受自己的房间里进来一个自己已经不感兴趣的人，可又没有与邵松阳公开闹翻，更没有办理离婚手续，邵松阳还是自己的丈夫，尚无正当理由硬起腰杆子加以拒绝，也让很是犯愁。汪刚给她出主意，让她到北方一家有业务往来的钢铁厂出趟差，谁知事业心一向很强、平时总把人员往外撵的厂长，临近退休了良心发现似的，安排没有回家的职工在除夕之夜会一次餐，共同过一个“团圆年”。这边“躲”不开，那边“甩”不脱，这让红雲焦躁不安。

上次她出差到机关，虽在邵松阳死皮赖脸的纠缠和哀求下只给了那么一次极短暂的机会，却想不到心存的侥幸化为乌有，还真让他“种”上了。他恨邵松阳，更恨肚子里的这个孽种。红雲也曾产生过打胎的念头，可局“工地医院”的大夫——她最要好的朋友阳梅并不了解红雲的隐情和苦衷，无论如何不同意这么做。阳梅说：“你不是很想要个男孩吗?根据你目前的反应情况和我长期积累的经验，这个肯定是男孩!”

红雲只有姐妹三人，没有兄弟，父母时常为此而受到一些人的歧视。有时为个鸡毛蒜皮的事，那些人也拿她们家没有男孩子说事，拌嘴时就拿这说事、揭短，甚至辱骂她家“绝户头”。她们三姐妹每个人出嫁，父母都向她们提出一个要求和希望，就是一定要生个男孩儿，那样在丈夫家才能真正硬起腰杆。所以，从结婚那天起，红雲都巴望着自己能生一个“带把儿”的。

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的汪刚，前段时间一直劝她流产，并说一切由他来负责，态度非常坚决，一副誓死保护她、爱护她的样子，可这几天也不知道为什么，汪刚又嘴软了，对她说：“你想生下来也可以。”红雲见汪刚有些缩脖子，心里便有些发凉，隐隐感到这个人可能会靠不住，于是看到他也开始烦了。

汪刚的老家在山海关，那里有他的老婆和孩子。一想到这些，红雲的脑海里便再次浮现出那种空洞无底的预感：与汪刚的感情最终不会有什么结果——尽管汪刚已经答应她坚决和那个关外的黄脸婆离婚。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因为政治的原因，苏联老大哥不能容忍中国这个小兄弟偏离由它设计好了的行进轨道，更容不得它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不听招呼，自作主张，非常生气地把脸一沉，斩钉截铁般地停止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资助，撤走在华专家，连这条已经开工修建的铁路也因此陷入了半停工的状态。

铁路职工同地质勘探、石油工人一样，长年在外，不断搬迁，居无定所，四海为家，长期过着到处漂泊、风餐露宿的生活，被人们戏称为流动的“吉普赛人”。他们远离村镇，住在野外，居住条件十分简陋，除了少量用“马粪纸”压制成的板子而建立的活动房屋外，工人们大都住在把竹篱笆绑扎起来、里外抹一层泥巴、屋顶用油毛毡拼铺的工棚里。为了夏天隔热、冬天保温，有人在屋梁下拉几道铁丝、铺几张苇席，这就算是“天花板”了。每到黑夜，田鼠们成群结队在上面跑来跑去，其雄壮的步伐听起来如同向在它脚下生活的人们游行示威：“这里是我们的阵地，你能把我们怎么样!”

材料厂里的几位闽粤籍职工，一到晚上便在田鼠们经常出没的地方放上自制的钢丝夹进行捕猎，第二天一早，总是能够捡回几只垂死的硕鼠。于是，中午也就有了带荤的下酒菜了。

红雲住的就是这种竹笆墙、油毡顶的工棚。近20个平方米的房间被三节组合资料木箱一分为二，留一条约50公分的过道，垂挂一块蓝色的桌布当门帘，里面的套间作为卧室，外间用来办公。此时，红雲坐在桌前，汪刚则坐在“套间”的门口。

“要不，我送你到县城医院去做流产?”看到红雲一脸的冰霜，汪刚试探着说。

“你放屁!”红雲恶狠狠地瞪着他，压低嗓门吼道：“都快五个月了，你想害死我呀!”直到汪刚胆怯地避开她喷火般的目光，起身去把敞开的房门关得只留一条缝，红雲才把头转向挂满各种表格的墙，骂了句“你个挨千刀的”，就不再理会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