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确定结婚的日期，魏兆喜的父亲老魏带着儿子和未来儿媳的生辰八字，特意回了一趟河南老家，请当地有名的算命先生以卦定夺。

魏兆喜的父亲叫魏木楞，很土的一个名字。据说生他那天，他母亲在麦场上干活觉得累了，就坐在一把翻晒麦草的木杈子上休息，忽然肚子下坠着疼，社员们赶紧把她送到村里的卫生所，由赤脚医生来接生。婆婆听说了儿媳妇的生产过程，就随意给孙子起了“木楞”这个名。魏木楞早年参军，从部队上复员的那年，焦作至柳州的铁路正在建设，修建单位缺人，就向铁道部所属的基建总局打报告，请求在当地招收一批工人，并分给县上200个名额。听说招收的这批工人是吃“皇粮”、端“铁饭碗”，还可以享受坐火车不用掏钱买票的“待遇”，魏木楞就动了心，并靠在部队练就的一副硬身板，被村里推荐给公社，又由公社报给了铁路建设单位，从此成为一名筑路职工。他自知文化水平不高，但懂得“打铁还得自身硬”的道理，就脚踏实地地干好领导分配的每一项工作。正是靠着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和对朋友的广泛结交，他才一步步地走上了领导岗位。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但却不是一名真正的无神论者，这源于他从小受信奉佛教的母亲的影响。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后，每到一处寺、庙、观，他都会请上一炷香，为单位、为自己也为家人祈福，求佛祖和神灵保佑大家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去找的这位算命先生他从小就认识。那时，村里每当遇到什么难事，都会由村里的长者出面，请他算上一卦，这卦也大多应验，或避免了预知的灾祸，或实现了所求的愿望。魏木楞清楚地记得，文革时期，村里一个比他正好大一轮的复员军人，回村后当上了“八二五造反派”的头头。他看到这位算命先生常常收受别人的“好处”，家里鸡蛋糕、麻饼、兰花根等点心不断，连抽的烟都是机制的纸烟，从来没有见过他动手自己卷烟，又眼红又忌恨，就纠集一帮造反派成员奔向算命先生常去的村头那座庙宇，打翻供桌，推倒神像，有的爬到房顶把砖雕的龙啊凤啊的全砸烂，还把算命先生用绳索五花大绑起来，戴上写着“牛鬼蛇神”的高帽子游街。游到村中央一棵挂着一口钟的歪脖子榆树旁，算命先生突然对造反派头头说：“你别斗我了，赶快回家吧，你小孩被大队的拖拉机压死了!”造反派头头以为这是诅咒自己，当即狠狠地扇了他两个耳光，并抬脚又踢又踹。一位中年造反派成员把头儿拉住，凑近他悄悄地说：“头儿，你还是回家看一下，没有这回事，回来再揍他也不迟。”等他进了家门，他被眼前的一幕惊骇了，只见老婆怀里抱着已经断气的儿子呼天抢地、号啕大哭。造反派头头不由得在心里暗暗惊叹：这个鳖孙算得还怪准哩!把儿子掩埋到后山根的第三天，这个造反派头头把算命先生请到县城的回民饭馆撮了一顿，从此奉若神明。

令魏木楞后来特别后悔的是，自己回去让他算这算那，却从来没有请他把自己的官运算一下，起码可以规避一下挫折和风险。这不，单位在华金市地铁施工时发生特大塌方事故，一下子埋进去了二十多个人，最终救出来十七个。事故在发生的当晚就从一条个人微博爆出，各大网站竞相转载，很快惊动了海内外，还上了中央台的“新闻1+1”和“焦点访谈”栏目，凤凰卫视中文台和资讯台也每天连续跟踪报道，中央领导很震惊，国务院副总理专门为此做出指示，责令国家安监总局组成联合调查组到现场进行深入调查。作为公司的党委书记，一时间魏木楞成了焦点人物，也成了众矢之的，被局党委撤销党内外职务、留党察看两年，并调局人才中心待分配工作，实际上就是被剥夺了一切权力，包括工作的权力。在被晾了大半年之后，局虽然为他安排了工作，但却是降级使用。他思前想后，把这归咎于自己平时对佛祖和神灵的懈怠。因为为企业生存和发展常年在外奔走的缘故，他没有时间时常到寺庙求签和跪拜，是自己没有尽到一个香客和施主的责任，得罪了佛祖和神灵，以至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单位出了这么大的事故，作为最高领导之一，他认为自己是有责任的，即使受了企业的处分，也难以面对死去的职工和活着的部下。时至今日他明白了，自己年龄大了，无论是事业和仕途都已经无所谓了。一千好一万好，不如把儿子的事情办好。为了不让自己的儿子和未来的儿媳妇因为自己的事而背上沉重的包袱，他先“屈身下嫁”调到上海一家城市道排工程公司在江苏设立的分公司，然后利用自己大半生维系的人脉，动用这些年来所建立起的关系，把魏兆喜和宁静调到这家公司的机关。他还拿出夫妻俩大半生的积蓄，在上海为魏兆喜和宁静购买了一套130平米的新房子。

如今，这位算命先生的年纪已经九十有一，魏木楞觉得更不能怠慢，花重金备了一份厚礼，亲自登门求见。看到老先生用颤抖的手歪歪扭扭写下几个字折起来，魏木楞恭恭敬敬地用双手接过来，如获至宝地揣进口袋里，倒退着出了门。回到淝城，他把算命先生掐算的日子通知给胡大亮和秋玲，几乎是不容商量地让亲家按这个时间准备婚礼。

听秋玲说起宁静结婚的事，邵松阳还在医院里住院。那天上午接替过秋倩，秋玲告诉邵松阳，说“今晚上由张琳来照看你”，邵松阳说“你们有事就忙你们的”，还说“我现在能下地了，也别叫张琳来回跑了”。秋玲怕邵松阳误会，就明说道：“是参加单位领导公子的婚礼。这个领导与胡大亮是老乡，两人平时称兄道弟的，不去不行。”邵松阳就连连点头：“那得去，那得去。”之后像是想起了什么，就问：“你们家宁静谈了对象，最近进展怎么样，什么时候结婚?”

邵松阳平时很少问起宁静，这与他重男轻女的思想不无关系。按理说他都当了处长，不应该有这样的思想，但因为他没有儿子，看到别人家有“带把儿”的就羡慕。特别是自从有了冬征、均平，他心爱的天平就几乎全部倾向于这两个外孙了，这一点不仅宁静感到了，也让秋玲和胡大亮产生了失落感。

喜欢与被喜欢贵在发自内心。要是得不到、去力争，那就没多大意思了。现在听邵松阳问起宁静的事，秋玲当然高兴，就把亲家如何算日子、定在哪一天告诉了邵松阳，末了还问邵松阳：“老爸，这可是你唯一的外孙女结婚，你当姥爷的高兴吧?”邵松阳听到这个喜讯，着实高兴，连连说：“高兴，高兴。”秋玲半开玩笑地说：“那你和我妈还不得准备一个大大的红包?”

躺在病床上的邵松阳一听要他“准备一个大大的红包”，蹦跳到嗓子眼的心顿时坠入谷底，惺忪的眼睛立即睁得像透明的大玻璃球儿，他猜不透秋玲说的“大”要大到什么程度，张大的嘴巴半天没有合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