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珩是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一位白皮红心的坚贞战士。建国后他曾任湖南省人大代表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委员。

张子珩又名泽松，一八九五年出生于湖南宁乡檀木桥乡一个小康人家。他的青少年时代，正当国家处于民族灾难深重，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危急存亡之秋。一九一一年起他在家乡的私塾攻读旧学。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先生通令全国改学堂为学校，废止崇礼读经，提倡教授新学，宁乡新学蓬勃发展。张子珩于一九一五年考进县立玉潭高等小学校，开始接受新思想和新学问。他受玉潭进步教师梅治成、曾鼎三等熏陶，抱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志，勤攻苦学，希图为国家民族作出一番事业。一九一七年，张子珩跟玉潭同学刘少奇、张漱华等考进湖南陆军讲武堂，想走富国强兵之路，可惜时局变化，讲武堂不久宣告停办。子珩只得又回到家乡檀木桥。那时，广东是全国人民向往的革命策源地。他听说孙中山在广东组织军政府，便邀玉潭同学徐上达(后为红二十五军二师政委)去广东投奔孙中山领导的军队。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谭平山等的帮助下，决心改组国民党，实行三民主义。张子珩对孙中山新的革命主张，寄予莫大的希望。一九二六年他随广东北伐部队来到湖南。不久，宁乡籍的湘军师长贺耀祖率部加入北伐军行列。贺是张子珩的同乡，贺的外甥李益滋、李益润，贺的亲信贺其炽等都是张子珩的至友。于是张子珩到贺耀祖部队工作，旋被委充少校营长。张子珩好学深思，吃苦耐劳，办事果断，作战勇敢，深得贺耀祖倚重。一九二六年冬，北伐军从干部中挑选一批优秀青年去苏联深造。张子珩得到贺耀祖的保荐，被送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

在东方劳动大学，他认识了中共党员曾希圣，两人志同道合，很快便成了莫逆之交。一九二七年秋，他和曾希圣一同从苏联回国，不久便由曾希圣介绍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曾的单线联系和直接领导下做党的秘密工作。他公开的工作单位仍是在贺耀祖部队。这时，贺耀祖正要扶植自己的势力，他看到张子珩的才能出众，气宇轩昂，加以张和贺的公谊私情，日臻密切，于是擢升张子珩为上校团长。一九二八年济南惨案后，贺耀祖的兵权被撤销，调到军事参议院工作，张子珩也随同到军事参议院任上校参议。一九二九年，张子珩得到贺耀祖的介绍，到平汉铁路局任总务课长。曾希圣这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第二局局长，曾指示张子珩收集平汉铁路有关军事政治情报，随即又派中共党员曾光坚来平汉铁路，由张子珩安插在路局工作。曾光坚是负责秘密联络的党员，他在平汉铁路局的住所便成了中共的秘密联络站。刘伯承、曾希圣等都到这个联络点踫过头，听过汇报。以后，张子珩还巧妙地把中共党员张觉非、张希浚(曾克坚的爱人)安插在国民党平汉路局特别党部工作，以便于搜集情报。在曾希圣的部署下，张子珩自己也通过贺耀祖的关系打进了特务组织复兴社，为党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在这段时间，党派去做兵运工作的尹泽南、徐上达、刘立青等都曾得到张子珩的资助和掩护。

一九三一年，张子珩奉国民党政府的命令调回南京工作。曾希圣便指示他收集南京国民党高级指挥机关的有关情报。同年又密电张到上海当面汇报。张子珩凭着贺耀祖、贺其炽等人的关系，不但在国民党军委会等部门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而且顺利地借故来到了上海。在上海东方大旅社内把国民党进攻红军的军事路线草图，一本特务机关使用的电报密码，一张军事地图交给了曾希圣和聂荣臻同志。他的成绩获得了党中央的表扬(据尹泽南同志听说，毛泽东同志了解这一情况后高兴地说，要多搞几个张子珩，多搞些这样的“张松献地图”!)

一九三二年，湖南宁乡发生了肖学泰案件，即震动全省、全国的“宁案”。张子珩和李益滋(国民政府参军)、胡良翰(任过司法厅长)等，利用宁乡旅京同乡会的名义，乘机印发了“打倒何健”的宣传小册子，并联络湖南旅京人士，举行打倒何健的游行请愿。据一九五七年严岳乔结合尹泽南、徐上达(原文备注如此)意见在《关于一九三二年的宁案》回忆录中说：“在南京湘人集会于湖南会馆，由张子珩同志暗中发动，推胡良翰出面主持旅京湘人请愿事宜。贺耀祖、叶开鑫也从中支持，叶出银洋八千元，贺也出了相当一部分钱作为活动经费，进行倒何(健)活动。……旅京湘人会议，集合了两千多人，推出胡良翰、李益滋(贺耀祖外甥)、张子珩(我们的同志)为代表，写了白布横幅‘打倒屠杀湖南民众的何健’。到达伪行政院呈递请愿书后，出来一个官员于会客室接见代表。请愿队伍则散在院门外。接见的官员说：汪(精卫)院长在开会，不得空接见，请稍待。他离去时即将室门紧闭，代表被扣押于会客室内。汪精卫的小车子却从院内突然开出，并有警卫一百六十多人开道。门外群众大喊：‘汪精卫出来了!’一拥而上去拦车，结果车没拦住，反被压伤两个人，警卫做好做歹拉开群众。这时代表出来了，即时在行政院大厅把横幅改写成：‘打倒包庇何健的汪精卫’，标语传单也顿时挥就，因为请愿群众都是知识分子，搞这一套是驼子作揖——起手不难。伪行政院的大厅，也就成了他们的临时办公地点。一切缮办好了，继续出发，将压伤的人抬向江宁地方法院验伤，并在南京重要街道游行示威后才回湖南会馆散队。当时南京居民很奇怪，怎么游行队伍去时的口号的横幅是打倒何健，归时却是打倒汪精卫了。几千群众游行示威是在首都公然喊打倒当代内阁，连汪精卫和反动军警也不敢怎样，这给国民党的统治无疑是个大讽刺。这个请愿团随即举办了刊物《洞庭波》，进行反汪倒何的宣传，后又改为《大风日报》扩大了反汪倒何的宣传。”足见张子珩等的这一行为有力地打击了盘踞湖南的反共军阀何键的反动气焰。

严岳乔在回忆此事时说：“宁案其所以闹得震动全国，南京的请愿活动是个根本动力。而南京请愿活动，又是我们的同志张子珩在主持。张子珩是当时中共中央差派打入伪军委会的，他是当时南京中共党委的工作同志之一。”

一九三五年，张子珩的行动在南京已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怀疑。党通知他设法离开南京，他在贺耀祖的帮助下回到湖南，不久，当上了溆浦县县长。他到溆浦以后，把进步青年彭庆昭(后为中共党员)安置到县政府任建设科长，中共党员彭庆明为县政府文书收发员。他还巧妙地让被悬赏通缉的溆浦县的中共党组织负责人梁春阳在敌人的眼皮下出走。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天，张子珩在一个保长陪同下到溆浦城郊视察，迎面踫上了正被通缉的梁春阳。保长立即靠近张子珩身边低声报告：“那个就是共匪梁春阳。”张子珩心里一惊，但马上装作没听见，若无其事踏进了一家商店的台阶，他仰望商店的招牌，漫自品评说：“这颜体写得很有神韵。”接着走进店中看货。保长急了，又凑上去大声地说：“县座，刚才那个头戴博士帽、手拿自由棍的就是共产党梁春阳!”张子珩这才回过头来，脸一沉，十分吃惊而又大怒地叱骂：“你怎么不早讲?”“我在街上就对您讲了。”“怎么我没听见，走了共产党，那还了得，还不给我赶快叫人抓住他?!”等到保长喊人去抓，梁春阳早已无影无踪了。事后，湘西的特务们便对张子珩产生了怀疑，并且控告他故意放走通缉的重要共产党员。因此，湖南省伪政府便将张子珩撤职查办。可是查来查去，没到查到半点证据。于是溆浦县府的许多工作人员和溆浦绅商各界人士，纷纷为张鸣不平。张子珩也向民政厅和省政府提出申诉，指挥特务是居心陷害好人。国民政府参军李益滋也为此向立法院、监察院、文官处提出要保护行政官吏安全的呼吁。贺耀祖更是一再质问湖南当局，为什么对他推荐的人如此怀疑和陷害。湖南省政府只得又派张子珩到沅陵去当县长。

张子珩在党内是直接受曾希圣单纯联系和直接领导的。在撤职查办期间，一方面他已失去自由，一方面周围特务密布，他不敢继续与曾联系，加之这个事故发生期间，曾希圣也调到另一处从事秘密工作去了，所以张子珩到沅陵以后和我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虽然与党失联了，但他仍自觉地为党工作。他把共产党员张希浚安排为沅陵县政府会计;把共产党员王小鲁安排为县政府建设科长。尹泽南奉命到沅陵组织中共湘西第一届工委并担任书记兼组织部长时，落脚点就在沅陵县政府的建设科长王小鲁家。张子珩向人介绍尹是他的同乡，一个失业的小学教员，到沅陵想找工作的。他设法掩护尹泽南开展工作。子珩本人也以开明县长的姿态，大力宣扬团结抗日，拥护国共合作，并让女儿张家蕙秘密去延安抗大学习(注：关于我的母亲张家蕙参加革命前后的故事，请参阅本栏目“家庭故事”里《回忆我亲爱的母亲》一文)。

一九四O年，反对派对张子珩在沅陵的行动又发生怀疑，在特务与保安队的合谋下，突然派兵包围和搜查了张子珩为董事长的沅陵衡光毛巾厂，逮捕了毛巾厂经理杨克波(中共党员)。反动派虽然兴师动众，但没有抓到丝毫证据。张子珩知道沅陵是不可久留了，但乘机装作赌气的姿态，住进医院不理公务，接着又打报告要求辞职，伪省政府虽也表面慰留，实际上巴不得他这个嫌疑分子快点下台，于是在张子珩两次辞职以后，便“准予所请”了。他因此得以平安地离开湘西特务的包围圈。

离开沅陵以后，因为与我党失去联系，他不愿再混入国民党机关，就携眷回到了宁乡檀木桥故居。一方面种田读书，一方面暗地寻找组织。期间他还掩护过暴露了身份的中共党员彭庆明，并资助他赴延安。

解放前夕，宁乡有了党领导的游击队。这时张子珩已将家搬到了宁乡县城，他和游击队负责人尹泽南、李石锹、徐上达、姜亚勋等同志取得联系。后又通过刘录铨的关系和省工委周里同志取得联系，于是他的家便成了省工委和游击队之间的一个联络点。据在宁乡治安委员会工作过的地下党员刘麟素回忆，张子珩参加过宁乡治安会的工作，当时他已是民盟成员。

建国以后，张子珩被任命为湖南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委员，还任过短时期的财经处处长，并被选为省人大代表。刘少奇同志曾给他来信说：“子珩同学，监察工作很重要，这是党和人民对你的信任，希望不要辜负人民的重托。”张子珩当时虽衰弱多病，却一直是认真而努力地为党为人民工作的。

一九五二年，他因病重住进湖南湘雅医院(后称湖南医学院)，是年冬不幸在医院病逝，终年五十七岁。(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