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 爷（上篇）

       一直想写一篇有关于爷爷的文章,可是多次提笔都又匆匆的放下。爷爷在我的印象里是模糊的却又是深刻的。内心里纠结着不知道该从何处下笔。可能是因为他去世的时候我还很小的缘故，脑海里总是无法看清他的面孔。但是从奶奶、父亲、母亲和一些其他人的口中我对爷爷一生的传奇经历又充满了好奇。所以每每有人谈到他，我都极力的凑上前去想多听一听那些关于他的故事。        爷爷叫吴恒俊，1918年出生在皖北平原的一个地主家庭，他的爷爷吴云坤精明强干，勤俭持家再加上经营有方，到爷爷这辈已积攒了几百亩土地，有了几进院子，家里长工、短工加上一家老老小小也有几十口人。院外修了高高的土围墙，围墙内有用于瞭望和射击的炮楼，家中也有几杆枪，虽谈不上大富大贵，也算得上殷实人家，一大家人在偏远的乡下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倒也简单，平和。
        爷爷兄弟姐妹六人，兄妹中排行老二，兄弟中排行老大，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
       封建社会男子十六岁便已算做成年，爷爷也不例外，在他十五岁的时候，太爷爷便早早的给他定下了婚事。同一年，他骑着一匹高头大马，身披大红花，带着一行娶亲队伍到江苏徐州一个叫沈庄的村庄把大他两岁的奶奶娶了回来。那时正值乱世，清王朝刚刚灭亡，军阀割据，土匪横行。新婚的爷爷奶奶并没有过上几天安稳的日子。        爷爷的父亲在一次和族里的另两个兄弟出门办事的时候被土匪绑架了，绑架他们的土匪捎来口信说要家里准备很多很多洋钱去赎人。土匪把他们三人带到北边一个叫土山的地方，把他们绑在一座破庙里。被绑三个人中有一个年龄很小，大概七、八岁的样子吧，土匪没有把他绑起来，太爷爷在半夜趁看守他们的土匪睡着的时候让他用牙咬断了他们手上的绳索。三个人连夜逃了回来。
        正当家里的人无计可施,准备带着赎金去赎人时，他们平安的回来了。大家都很高兴，真是有惊无险。一家人坐在屋里听他们讲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在破庙里他们听到了看守他们的土匪在说话的时候无意中提到了庄里的一户鲁姓人家男人的名字，说是他花钱雇的他们。说到这里大家都知道了是谁雇凶绑架他们的了。在那个年代，人们的骨子里都是有一点血气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据说后来族里老人商量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买凶杀了这鲁姓的人。
鲁姓的男人被杀后,剩下的孤儿寡母不敢在庄里住了，就搬到了别处安家落户了。时过境迁，多年后，他的和我爷爷几乎同龄的儿子长大了，并且加入了不知哪一派的军阀。带着几个背着洋枪的人回来了。为了报这杀父之仇，他们夜里窜到我家,将爷爷绑着拉到了村西的小树林里。那家伙用枪顶着爷爷的脑门狂叫着要毙了他。
        用现在的话来说,人与人之间最铁的关系莫过于一起扛过枪,一起同过窗和一起分过赃这几种。在这几个不知来路的兵痞里，上天却安排了一个爷爷的救世主，这个人就是和他一起同过窗的铁哥们，现在所有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经没人知道他的名字了。但作为这个故事中并不起眼的小角色，他确确实实在关键的时刻扭转了整个故事的发展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挽救了我们家的命运。
        在枪顶到爷爷头上的一瞬间，他可能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可能不像一开始，他们几个所商量好的那样，只是抓住我爷爷，或许暴打一顿，或许恐吓一下。事情正朝着最严重的方向发展，如果这个鲁姓的家伙真的意气用事，那颗子弹就将伴随着他胸中积攒多年的怒火，射向我爷爷的太阳穴。虽说那是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视人命如草芥。但人命终究是人命，作为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或者是某个军阀集团的普普通通的士兵，谁也不敢说想取谁性命就可以随便取的。
他极力的思考着，如何平息现在的局面。就在那个姓鲁的家伙拉开枪栓的同时，他将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的天灵盖。
“放开吴恒俊，不然我打死你。”
       所有人都愣住了，惊恐的看着他，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再向前。因为其他人也都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搞懵了。姓鲁的家伙更是没有想到事态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他张大了嘴巴，惊愕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可能是他确实不知道爷爷和他的同学关系，也可能他没想到他会以这种极端的方式挽救爷爷的生命。至于事情后来是怎样发展的，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的，对这件事了解最为清楚的爷爷的三弟，我的三老（吴恒佐）也没有说清楚，反正最后的结局是爷爷平安的又回到了家里。         这件事的发生振动了家里所有的人，尤其是爷爷的父亲，他是个性格温和的人，从来不会与人交恶。但考虑到全家人的安危，逢此乱世也逼的他不得不做出他一辈子唯一一次硬气的决定。
        接下来他便借助地主的身份和各种关系，用金钱在那个乱世为年轻的爷爷谋了一个乡长的职位。所以十八岁的爷爷就在那一年忽然之间成熟了起来，他知道太爷爷的心思是什么，乡里有武装队，当了乡长就有了枪杆子，毛主席都说过：“枪杆子里出政权”。所以有了枪杆子腰杆子也就硬了。在爷爷当了这一乡之长以后，四里八乡就几乎没有人敢名目仗胆的欺负他了。
太爷爷的决定和爷爷的勇敢担当，保全了那时的一家老小。却也正是因为这次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信仰的选择。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也让整个家庭都陷入了无法挣脱的政治泥潭，也几乎毁掉了爷爷的整个后半生。
       他在做国民党政府的乡长的时候还是比较风光的，听奶奶说，那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乡政府，所以我家便成了实际上的乡政府，家里通了电话。每逢有太阳的日子，院子里都用箩筐装满了洋钱和纸币，在太阳下晒，可能是怕放的时间长了发霉吧。
        爷爷俊朗魁梧，浓眉大眼，出门时挎着枪骑着马，很是威武英俊。加上他有勇有谋，为人善良正直，虽然是国民党的乡长但在乡里口碑却很好，乡亲们提起他都赞不绝口。最终也就是因为他的善良，在解放后他被抓起来以后，开了公判大会审讯，也没有审出什么恶行，但还是被判了八年徒刑，可是总算是保全了性命，要知道那时候，国民党的乡长能够活着挺过去的，几乎没有几个人。         在说爷爷后面故事的时候就不得不提起我家另一个重要的人来,他是爷爷的弟弟,我的二老。他叫吴恒儒（后来改名吴玉书），他的一生也充满了传奇，在这里不做赘述，后面有一篇文章是专门写他的。
       他和爷爷不一样，他在当时是属于思想进步的新青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迫失学返乡，后来加入当地游击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说到这里，很多人可能就觉的有些不可思议。一个家庭，两个党派。兄弟俩不会打起来？的确，在那个特殊时期，这样的事情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存在也就肯定有他存在的理由。
        据奶奶回忆说，那个时候兵荒马乱的，兵、匪、顽、维持会、鬼子都有势力在我们家那一片活动。得罪谁都是不得了的事，弄不好就是家破人亡。这里的“兵”是指国民党的部队，“匪”不是指土匪，是指共产党的力量，“顽”才是土匪。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在“兵”来的时候，我爷爷出面，可以代表国民党乡政府。“匪”来的时候，我家又成了共产党党员家属了。就是在这样你来我往，各种势力的夹缝中，总算度过了那段难熬的岁月。
        当然解放以后也是因为这种复杂的家庭环境，二老在政治生涯中受到了牵连，这已是后话了。
         爷爷从1936年开始，干了12年的乡长，直到1948年全国解放前一年。那一年年轻的二老在苏北兵团民运工作团工作。后在十二纵(后编为三十军)保卫部审讯科任审讯干事。淮海战役结束后，全国解放的形势已经明朗，他写了封信给家中的爷爷，信中主要劝他尽快上缴枪械，解散乡政府。爷爷听从了二老的劝说，在解放军打到那里之前，用土车推着乡政府的枪支、钱款等上缴到了共产党在当地的组织。
全国解放后厄运便降临到他的头上了，解放后第二年的冬天，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农村开展了土地改革，“它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同时也分给地主应得的一份，让他们自己耕种，自食其力，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不但分了土地，共产党的干部们分成若干工作小组深入到全国各地农村，鼓动无田的农民，特别是农村中的“流氓无产者”斗争有田的农民和地主。在农村划分阶级、成份，另外每村都要至少枪杀一个地主以“立威”，制造血腥和高压以便发动农民“积极参加运动”。通过这种发动农民夺回土地的办法，把农民吸引过来，武装起来，让农民手上也沾血，与地主对立起来。 爷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逃离了家乡。但逃跑总不是办法，为了爷爷能返回家乡，过上老百姓一样平常的日子。爷爷的妹夫，也就是我的二姑老爷，赶去上海寻求二老的帮助。毕竟他站在这场阶级斗争的胜利者的那一边。 全国解放后，二老先后在华东海军(后改为东海舰队)保卫部、军法处(法院)、海军军事法院工作，对于老家的事他也是很清楚的，由于当时交通、通讯都极为不便，当姑老爷找到他以后，他也只能无可奈何告诉他，让他回老家打听一下县里的公安局局长是谁，能不能通过公安局他认识的人保爷爷一条命。 姑老爷回来后打听了公安局长信息以后，写了一封信去，告诉了他所打听到的消息。天无绝人之路，看到二老的回信后，家里人悬着的心算是落了下来。没想到这个公安局长是二老以前手下的一个连长。他给了二老一个承诺，命可以保住，但罪还是要受。的确在第一波、第二波的阶级斗争浪潮中，他们始终没有对爷爷进行抓捕，最多就是大会上“批斗”。直到有一次，二老来了一封简短的信： 大哥见信好： 前几次阶级斗争，没有抓捕你，是为所托之人竭力保护你。这次斗争声势较大，全县类似于你之人多已被捕、审判，因你在地方目标太大，此次不得不采取措施。大哥放心，即使抓捕你，命也可保，只是要受罪了。忘大哥及家人知晓！                                                         弟：玉书         信来了没两天，爷爷便被带走了，后来据说开了“公判大会”，虽然没有审出他的什么恶行，但最后还是被判了八年的有期徒刑。         爷爷监狱里参加繁重的劳动改造，受尽了折磨与凌辱，也累垮了身体。到了晚年他的腰因劳累过度快弯成了九十度。
        八年结束了，但他身上背负的痛苦一点也没有减少，那时的中国不但在生存环境上处于灾荒的年代，政治环境上可以说也处于灾荒的年代。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林彪反革命集团”、“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不断策划、推动所谓的“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根本无法保障。家乡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人。
        由于家里地主成分的影响，爷爷还背负着阶级敌人的帽子，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更是难以生存。
        爷爷奶奶一共生了七个孩子，最后只活下了姑姑和父亲两个。父亲是他们最后一个孩子，也是唯一活下来的男孩。无论如何这个儿子不能再让他饿死了。迫于无奈爷爷带着年仅十几岁的父亲，踏上了让他们终生难忘的“逃荒”之路。
       爷爷带着年幼的父亲一路南下到了安徽省舒城县的一个叫春秋公社胜利大队的地方,那时皖南地区比皖北地区的农民生活条件好一点,这个“好”充其量也就是饿死的人少一点罢了。可能是因为同样都是穷苦的百姓，同样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只不过他们还没有到需要背井离乡的程度罢了。穷苦的人都会同情和自己命运相同的人。最后一家姓潘的人家好心的收留了爷爷他们父子二人。从此爷爷和父亲白天出门讨饭，晚上回到他们家歇息。
       潘家的男主人和爷爷的年龄相仿，两个人很聊的来，因为爷爷从小读过私塾，在那个时候算是个很有文化的人，他们对爷爷也都很尊重，可能这尊重的另一方面还来自于，每个月都有二老从蚌埠寄过来的几块钱吧（当时二老已经专业到蚌埠市工作）。这两点让他们感觉爷爷和父亲和一般讨饭的不一样。
       父亲说，后来爷爷和潘家的男主人处的关系非常好，在他们决定要回老家的前一天晚上，两个人蹲在屋里抽了整整一晚上的烟，拉了一晚上的话。他执意要给爷爷些盘缠，爷爷也执意推脱不要。第二天，在爷爷和父亲走出很远以后，爷爷抽烟的时候在他装烟叶的烟袋里发现了他偷偷塞进去的几张纸币。
        现在每当父亲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眼眶里还时常含着泪水，他也总是说，希望现在这家人家也都过得幸福、美满。        爷爷和父亲从他们所说的“南乡”回到了家里以后，日子可能就慢慢的好起来了，后来土地承包到户加上改革开放，家里的生活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窘迫了，至少不用再出去讨饭了。
       经历了一辈子风风雨雨的爷爷，终于可以有机会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清清静静的度过他的晚年。他人生的这条船，总算是靠了岸，停靠在了家的港湾里。
       爷爷在家族里算得上是德高望重的，就在十里八乡提到吴恒俊，很多人也都知道。因为从小家境还算不错，太爷爷给他请了私塾先生，他在那时候农村算得上是个有文化的人了。他写的一手好字，对于婚丧嫁娶的礼仪、规矩他都懂，所以无论是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都会请他去给执事。就连过年的时候，庄里庄外的人都会早早的把红纸拿来请他给写上几幅春联。
       对于1970年以后直到他去世的这一段，似乎很少听到关于他的故事了。可能都是些平平淡淡的生活琐事了吧，但我觉得，这应该是爷爷最幸福，过得最为安稳的一段时光了吧。
        在这段时光的尾巴上，有了我，使我能有幸与爷爷一起度过9年的美好岁月。可惜的是，童年的记忆总是模糊的。在这短短的9年里，能回忆起的东西太少太少。但与爷爷共同生活的这9年，又使我童年的回忆里增添了很多的美好。感谢上天赐给我们爷俩的这9年。（吴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