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四口，其乐融融，可惜这样和美的日子没有维持多久，就被红雲打破了。

那是邵松阳病愈上班后的一天，吃饭的时候，秋倩说想参加高考。看红雲不吭声，邵松阳就说：“你高中都没有上，参加高考你能有几成的把握?”红雲随后也说：“你这人就是不长脑子，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就凭你喝的那点墨水，怎么可能会考上，还不是白花钱!”本以为邵松阳和红雲会支持自己参加高等教育考试、进入高校深造，热情鼓励她取得高一级的文凭，想不到他们竟一唱一和地贬低自己，还对自己冷嘲热讽，当面打击她的美好追求和上进心，这使秋倩很伤心。伤心了，就不免抱怨他们当初在自己考上高中的时候却不叫她上，独断地给她填了招工表，让她去了工程队。

“那你是说我们当爹妈的让你早些参加工作反倒错了?”红雲凶巴巴地质问。

秋倩却轻声低语：“我不是那个意思。”

红雲看秋倩不承认，顿时火了，把饭碗往桌子上一蹾：“那是你什么意思!才工作了几天，挣了几个钱，翅膀就硬了!”

红雲越说越气，一甩门进了卧室，从门缝里传出她的“最后通牒”：“家里有一个孩子我就够够的了。你若是嫌我们不好，就滚出去，再也别进这个家!”她撂下这话，等于是要把秋倩扫地出门。

看到秋倩在抹眼泪，邵松阳不但不同情，还指责道：“觉得委屈是吧?我不是说你，这家里就你事儿多，从来不让人消停。”

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红雲又与以前一样，对秋倩的一切都看不顺眼，不是说三道四，就是指桑骂槐，轻则推推搡搡，重则揪头发、挥拳头。让秋倩更寒心的是邵松阳，不念他在做手术、做化疗期间秋倩对他的照顾，而是卸磨杀驴、落井下石。每逢这个时候，他劝说红雲的少、指责秋倩的多，替秋倩说情的少、任红雲闹腾的多。他虽没有参与殴打，但他时不时地在一旁帮腔、敲边鼓，实则成了红雲刁难、折磨和迫害秋倩的纵容者乃至帮凶。秋瑾呢，只要是替秋倩辩解、说情，红雲还和先前一样，骂她是“吃里爬外的叛徒”、“永远喂不饱的白眼狼”。

秋倩再次感受到了孤单和无助。与以前不同的是，她参加了工作，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份工资，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于是，她在部门主任的点拨下，找到行管处分管后勤的副处长，请求在单身宿舍给自己解决一个人铺位，而这个被秋倩叫做“文伯伯”的副处长，先前与红雲、邵松阳同在一个工程段，现在又是邵松阳的下级，对秋倩在家里的遭遇一清二楚，并为此曾善意地劝说邵松阳“注意影响”，但邵松阳总是把责任和过错推给红雲，说是“遇到这样的老婆我也无能为力”，甚至红着脸说“你总不能让我与她离婚吧”。面对秋倩的一双泪眼，这位副处长表示“十分同情”，却又明确对秋倩讲“我不能迈过你爸爸这道坎”，最后答应找个时间“与你爸爸这位好兄弟掏心窝儿地谈一谈”，让秋倩回去“再委屈几天。”

这位文伯伯与邵松阳——他的老同事、好兄弟是什么时间谈的、谈的过程如何，发生没发生争执，秋倩不得而知，她只是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三天后她接到单身宿舍管理员打给她的电话，说是她给文副处长打的报告已经批了，已经为她安排好了房间和床位，她随时可以搬进去住。

离开了这样的父母，离开了这样的家庭，对秋倩来说非但没有惋惜和心酸，反倒有一种解放的感觉，因为她从此远离了刁难和折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好的解脱。身边没有了凶煞般的威吓，耳边没有了母狮般的吼叫，去掉了身上的重负和心灵的压抑，秋倩又像是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时代，仿佛一只出笼的小鸟，可以在广袤的大地和辽阔和天空自由地飞翔了。她白天在单位里上班，晚上在宿舍里自学，星期天就到市电大办的一个辅导班听课，半年后参加全国统一的高等院校考试，最终被湖南的一所铁路工程财经学院录取。九月初，她步入向往已久的大学殿堂，实现了自己上大学的梦想。

在大学里，秋倩没有向任何人谈起过自己在父母身边的悲惨遭遇，而是学着渐渐地淡忘这一切，同时也盼望着父母能有所觉醒和悔悟，回归善良本性，重拥父母之爱，善待她和姐姐妹妹，与其他家庭一样和睦相处，真情相爱，同享天价之乐。

大四最后一个学年开学不久，学校召开一年一度的“秋季运动会”。依照往常的惯例，这样的运动会，学校对临近毕业的班级不作硬性规定，以便让学生有充足的时间，或搜集资料、按照导师的要求完成自己的毕业论文，或到企业厂矿实习、联系将来工作的单位。秋倩自认不是一个天才，记忆力也不如别人，但懂得勤能补拙、“笨鸟先飞”的道理，她早早地就开始着手选题，并在指导老师审查同意后，提前准备相关资料。她从学校图书馆里查找图书所用的卡片受到启发，买了几张较厚的牛皮纸，裁切后自行设计制作成一张张抄录资料的小卡片。一天，她吃过晚饭，便背上书包来到图书馆，借了三本相关书籍，走到资料室一个僻静的角落，埋头查找和抄录资料。她是那样地专心，以至于同学孙姗姗坐到了她的对面都没有察觉。孙姗姗看到秋倩没有抬头，就故意地把座椅摆弄出响声，招惹得正在看书的同学们都把惊悚和不满目光投向她，唯独秋倩还是没有理会这一切。孙姗姗赌气地把一封信往秋倩面前一丢，转身离开了资料室。等到秋倩醒悟过来抬起头，只看到了孙姗姗飘然而去的背影。

秋倩一看信封上字迹，就知道是自己原工作单位一个师姐沈小晨介绍的男朋友寄来的，心里便有点慌乱，连忙夹进了一本书里，生怕别人看见。

原来，放了暑假回到单位时，秋倩依原先的相约找到师姐沈小晨，沈小晨给她介绍了一个新调入的同事，并安排他们俩见了一面。这个人就是张琳。

那还是在放暑假之前，沈小晨通过铁路内部线路给秋倩打过一个电话，问了她一些个人情况，在确认她还没有谈朋友后就告诉她：“我们单位新调进了一个大学生，名字叫张琳，原籍是河南，但却在高中毕业后赶上了最后一拨儿‘上山下乡’，被下放到了大西北。国家恢复高考，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西北华文大学，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曾在当地的一所党校担任过理论教员。据说，张琳有个姐姐在我们局的一个工程处工作。也就是这个原因，张琳调进了我们局。本来他是要调到局技工学校当老师的，当时，报社的一个编辑因为与妻子长期分居又无法把妻子调过来，只好调回了老家，报社就向局党委打报告要求补充人员。局党委分管报社的领导看了从原单位寄转过来的张琳的档案资料，认为是个合适的人选，就通知人事部门改变原来的决定，对已经来局报到的张琳重新分配工作。就这样，他就到了报社。小伙子来了两个多月了，我打听到他还没有对象，而且人很厚道，事业心也强，还是党员，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年龄嘛，好像比你大个两三岁，如果你觉得行，就请假回来见上一面。”这个师姐几乎是一口气说完了这些话，秋倩根本没有机会插嘴，只是在临挂断电话时说了三个字：“那好吧”。

这个师姐叫沈小晨，秋倩调到印刷厂时两人曾同在一个车间，性格开朗直率，人也比较争强好胜，干工作喜欢抢第一，办起事来雷厉风行，很得领导赏识。后来调到局行政办公室下的信访室。当时处于“文革”后期，全国统一高考还没有实行，或者说这一制度在“文革”中被废除了，要进入大学深造，就得由各条战线、各个单位推荐，如果被批准了，也不用考试就可以直接上大学。沈小晨赶上了这个机会，成了一名与后来参加正规高考而毕业的大学生不同、被社会之称为“工农兵学员”。她是铁路职工的子女，其父亲与邵松阳同在一个工程处，后来与邵松阳一前一后调入局机关，而且都在党群口，只不过沈小晨的父亲又在劳资处干了七八年，到退休也还是一个科级干部。正因为有这层关系，沈小晨对秋倩的家庭情况有所了解，也很同情秋倩的遭遇，平时没少帮助秋倩，还鼓励秋倩自学成才。秋倩后来能考上大学，有她自己发自内心在逆境中崛起的决心，同时也是与这位师姐的榜样作用及其不断引导和鼓励分不开的。也正因为如此，秋倩对这位师姐既感激又尊敬，对师姐的话也听从。

进入十月下旬的淝城，早晚虽有些凉意，但中午还是暖和的，只穿一件长袖衬衣即可，如果行走得急一点还会头上冒汗。铁路子弟学校大操场周围，枝叶密扎的针叶松、钻天杨昂首挺拔，像一排值守道口的职工，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此时正是“月上柳梢头”，秋倩晚饭后在单身宿舍待了一会儿，看窗外天幕朦胧，就按照师姐的提示和叮嘱来到操场的西南角，只见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在那里徘徊。不用说，这个人应该就是张琳了。

回到学校几天了，秋倩还在想，这个张琳个头中等，相貌平平，身材不胖不瘦，但却有点儿黑，帅气谈不上，但还过得去，如果碰不到更好的，这个人可以考虑考虑。也就是她似想非想、犹豫不决的时候，张琳的信来了。此时，秋倩很想知道张琳在信里说了什么，就顾不得去追上姗姗道个歉，赶忙假装上厕所，就着昏黄的灯光看起张琳的信来。

这是第一次接到“准男朋友”的信，也就是别人说的“情书”。当看到信的抬头写着“亲爱的倩”时，她的心还真“嘭嘭嘭”地加快了跳动。张琳在信中首先对自己到九江采访、没有给她及时写信而道歉，接着列举了自己的八大缺点。秋倩听说过，谈对象时期，对方写信都是夸女朋友漂亮、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还真没有见过竟在第一封信里说了自己一大堆缺点的，这让秋倩觉得张琳这个人不一般，也令她对张琳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