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钦的家原来位于济水的西北部，七八年前张琳与秋倩曾经去过一次。那时，鲁钦费尽周折联系到了张琳和秋倩，夫妻俩接受鲁钦一家的盛情邀请，带着四岁的儿子冬征到济水过年，这也是秋倩与久别后的济水亲人过的第一个春节。几天里，在鲁钦的带领下，秋倩拜见了大姨、二姨，拜见了鲁钦的亲生父亲及继父，还走访了鲁钦同母异父的兄弟及九梅，所到之处无不受到高接远送的礼遇和高档酒店宴请的款待。也就是在那次见面中，张琳和秋倩才知道，鲁钦与红雲的联系几乎一直没有间断，但红雲却对秋倩封锁消息，包括她自己的父母去世，红雲自己拒绝回去送父母最后一程，她当然也就不会让秋倩知道，更不会叫秋倩回去。每次鲁钦问起秋倩，邵松阳和红雲要么轻描淡写地说两句，要么以“流动”、“偏僻”、“不详”的理由拒绝告诉秋倩的单位和通讯地址。有一次，邵松阳无意中说出秋倩已经成家、丈夫在《铁道建筑报》社，鲁钦如获至宝地问他家里的电话号码，邵松阳却说“张琳不够公费安装家庭电话的资格”;鲁钦又问办公室电话，电话号码簿就在邵松阳手边，他却还是说“不知道”，并很快挂了机。无奈，鲁钦只好通过一个济水铁路局的朋友把电话打到上海铁路局，由上海铁路局通过属下分局转接给铁道建筑第四局的总机，再由总机转接到铁道建筑报社，鲁钦这才与张琳、最终与秋倩在相隔近二十年后联系上，并实现了那次春节的济水之行。

鲁钦与悦楠的住房虽说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建的，面积不算宽畅，客厅也小了点，还没有电梯，但在小区里位置优越，楼层适中，加上鲁钦资金雄厚、意识超前，装修装饰考究，生活设施及小家电一应俱全，生活起来还是很舒适惬意的。自打北部绕城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并与高架桥连通以后，开车进入城市中心区的泉城广场也就半小时的路程，即便是乘坐公交也相当方便，只是距离火车站稍嫌远了点儿。三年前，省城四大班子换届，新任市长得知他们局参与省城输电资源开发中还有几千万元的资金没有结算，就提出了用土地置换的方案，并特意把他们单位的主要领导找去协商。他们单位虽说人称“电老虎”，但“强龙不压地头蛇”，哪敢得罪父母官?所幸置换的这块土地位置不错，单位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进行运作，还引进天津、上海、杭州等地的专业设计院参与这块土地的规划和设计。在写字楼与商品房两个方案的比选中，局总经理怕前者再遇到资金回笼问题，最终选定了后者，因为商品房开发先期可以搞预售，把预售房屋所收到的这部分现款投放建房，既可以减少单位自有资金投入方面的压力，也能够规避巨额贷款所存在的潜在风险。开发工作启动后，局里制定了对外对内两套销售方案。当时，全国的房地产市场还没有真正火起来，而局里有一部分厂长经理和一线项目管理层的腰包已经鼓起来了，于是就用折扣优惠来吸引内部职工购房。当时房地产公司有一个副总工曾与鲁钦在项目上做过搭档，两人私交也不错，一次喝酒中他告诉在场的鲁钦等几个哥儿们：本公司职工买房，除了可以享受局里定的折扣价，还在安装防盗门窗、封阳台及煤气管道引入等方面享有一定比例的暗补。这种暗补待遇，公司班子主要成员每个人手里有10个名额，像他这样的副职减半，只有5个，打算购买的告诉我一声。他还开玩笑说：“咱哥儿们不吃回扣，谁买谁请我喝顿酒就成。”鲁钦虽说不缺房子住，但他对商品房市场的前景看好，当时虽也附合其他喝多了的人大着舌头说“价格定得那么高，傻子才会把裤兜里的真金白银砸到房子上”，并且唉声叹气道：“我老婆的肚子不争气，也没有给我生个带把儿的，我要房子干球。”可第二天他就用BB机呼那位副总工，要他把自己的名字登记上。选房时，别人都嫌靠近小区大门的那栋车来人往，声音嘈杂、也不安全，抢着要僻静地方的楼房，鲁钦却与众不同，专门要了大门口那栋楼房，而且还是一楼。换了别人根本不明就里，他夫人江悦楠却知道他心里打的小算盘：短期说，在装修时，一楼可以省去各种材料的搬运费;长期说，可以省去二次上水附加费、电梯费，以后年纪大了、腿脚不灵活时，也不用为电梯停电而发愁。最让他看重的是，所有一楼的住户，还有一间开发商“免费赠送”的地下储藏室。

康馨小区的这套房子的确不错，结构合理，客厅宽畅，经鲁钦装修装饰后再摆放上他喜欢的那些古董、酒具和摆设，显得高雅富贵、气派堂皇。就在鲁钦和江悦楠搬迁进去的第二年，张琳和秋倩接受邀请，到这里过了一个春节。

车下高速，进入济水北收费站，张琳交费的时候，秋倩已经看到了在路边停靠的一辆黑色轿车旁等候的表哥鲁钦和表嫂江悦楠。

鲁钦的女儿叫杰茜，比冬征大五岁。秋倩曾问过表嫂，当初怎么给女儿取这么个听起来像外国人的名字。表嫂看看旁边的鲁钦说：“这得问你哥。”秋倩转脸看着鲁钦，鲁钦却笑而不答，把话题给岔开了。秋倩想，这分明是顾左右而言他，其中肯定有缘由，包含一个耐人寻味或浪漫曲折的故事也说不定。

不过，杰茜这个名字倒与她到新西兰后找的对象、准确地说已经是老公(两人去年圣诞节期间在当地教堂已经举行过婚礼了)很相配。原来，杰茜找的这个人也是移民到新西兰的，叫麦瑞，乍一听像是外国人，其实也是华人，只不过家在香港。麦瑞有个姑姑，长大成人后嫁给一个商家老板的小儿子。这个老板除了在香港开有公司，还在中国内地的深圳和新西兰的奥克兰开设了分公司，其中奥克兰分公司由老板的大儿子经营。自小儿子成家后，老板有意培养他，就把大儿子调往深圳分公司，而由小儿子接管奥克兰分公司，并特意委派一个跟随他多年的亲信作为副手来辅佐他，姑姑也就跟着到了新西兰。经过几年的打拼，公司虽说发展规模上不是很大，但也没有在欧洲所暴发的金融风暴中大起大落，并且有了八位数的资本积累，加上老板在遗嘱中明确把这个分公司划归了麦瑞的姑父和姑姑，姑父姑姑也就定居在了新西兰。如今，姑姑和姑父均已年过半百，膝下无子，事业将来无人继承，却又不情愿让外人主政，就与哥哥商量，把家里排行第二的侄儿麦瑞移民过来加以培养，虽没有明说是“过继”，也没有明确将来一定会把这份产业交给麦瑞，但姑姑和姑父却是真心对待和培养这位侄儿。

麦瑞的父亲是浙江温州人，小时候就跟随父母到了香港，母亲则是祖上从河南迁徙到福建的客家人。前年的感恩节，麦瑞征得父母的同意，带着杰茜到香港登门拜访，杰茜给他们夫妇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此后又经过电话沟通和视频交流，感到杰茜是个可以信赖的女孩，也就对儿子的这桩婚事表示了认同。当然，他们也征求了妹妹和妹夫的意见，麦瑞的姑姑和姑父不但没有异议，还建议就在当年把麦瑞的婚事办了，并且代表哥嫂参加了圣诞节在奥克兰教堂举办的婚礼。

因为不习惯外国的仪式，当时鲁钦与江悦楠合计后提出，虽不到新西兰参加洋式婚礼，但我们只有杰茜一个女儿，老家这边也还有一大帮亲戚和朋友，女儿和女婿一定要回来同大家见见面，敬这些人一杯喜酒。

其实，这种说法和理由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近几年请客送礼之风在大陆越刮越盛，婚礼、祝寿、吃满月面，贺学子考上大学，名义越来越多，场子越来越大，档次越来越高，红包里的人民币也越装越厚。仅这两三年，鲁钦和江悦楠的领导、同事、同学的子女结婚、生子、上大学，还有为他们庆生，为他们的老人祝寿，甚至参加一些故旧老人的遗体告别仪式，一次少则几百，多则上千过万，所出的礼金估算下来大约有二三十万元。去年，江悦楠到了单位内定的年龄“内退”回家，真是不比不知道，把内退工资与在岗工作一对照，那差距大了去了，仅大数一年就少了十来万，这还不包括逢年过节所接收下属单位、民工老板送的红包和会员卡、购物卡。

常言说：“光出不进是傻子”。仔细想想也是，以前是东跑西颠地参加别人的婚礼、寿宴，总想着一百两百太少拿不出手，三百四百要么是单数、要么与“死”谐音不吉利，而要往上就只有六、八、十了，于是票子“哗哗哗”地往外数。现在好不容易有了“收账”的机会，错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了那个店了。夫妻俩认为，咱们不图借这个机会聚金收银，把花出去的钱超值地收回来，赚个盆满钵满，起码也取得个“收支平衡”呗。再说了，当年自己带头执行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领了“独生子女光荣证”，只有这一个女儿，不办得风风光光的，也对不起咱那宝贝女儿啊!

理是这么个理。但当鲁钦与江悦楠谈论起这样的想法时，话说出了口却总觉得不是那个味儿，甚至觉着自己做人是不是有点儿不地道。其实，像他们这样看待这件事的人多了去了，话糙理不糙，不办白不办，办了也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