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女儿秋玲出生后，一向争胜要强的红雲，觉得在第一胎都是男孩的两个姐姐面前矮了半头，脸上无光，熬过满月后，就把女儿送到了宁海的婆婆家。秋玲在农村一直到读完高中，遇到了招工的机会，才到红雲所在的铁路建筑企业下属一个单位参加了工作。

邵松阳的老家说是在宁海市，其实是宁海的郊区，距离市中心还有二十几公里的路程。名义上是郊区，其实就是农村，并不吃商品粮，所谓的区别就是离城市近一些，进城方便一些。邵松阳兄弟姐妹六个，家里的生活条件比较差，上学交学费从来就没有一次交齐过，总是会拖上十天个把月。邵松阳高中毕业那年，在东南沿海修战备线的一个铁路建筑单位在当地招收一批铁路工人，父亲让他去报名，他在招工表格上“家庭成分”一栏填的是贫农，“政治面貌”一栏填的是团员。就因为他“根正苗红”，很容易地就通过了“政审”。检查身体时，奶奶抚摸着邵松阳的头说，你一个农村长大的娃，平时吃的都是粗粮，从小没病没灾，身体壮得像头牛，我这几天一直给菩萨烧香磕头，好运一定会降临到我孙子头上的。后来，邵松阳就真的被录取了，走出了他并不热爱的那个臭水沟环绕和晴天尘土飞扬、雨天粪便横流的小村庄。

把秋玲送到老家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解放了二十多年，老家的面貌并没有多少改变，所以给邵松阳的印象还是不好，平时也就懒得回家，只是每隔一段时间就给家里寄去三块五块的作为女儿的生活费，换句话也可以说是对家里人照看自己女儿的一种补偿。有时候邵松阳或红雲回去了，大多是因为出差路过，每次停留的时间也不长，往往是还没有与女儿相处熟悉就又走了。与二女儿秋倩、三女儿秋瑾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就是在这看望女儿次数并不多、停留也不长的时间里，红雲也会为家里的琐事或女儿的不顺从而与家人发生争吵，几乎次次都是不欢而散。所以，无论是父女之间还是母女之间，无论是哪个女儿成家之后或女儿们有了自己的子女之后，相互之间都显得很生分，彼此之间的来往也从来没有常态化。后来，他们老两口虽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却并没有认识到他们应该认识到的程度，或者说他们并不因此而改变自己的观点和做法。于是，这种生分将无法削减，裂痕不会消除，隔阂还会延续下去。

秋瑾的话勾起了红雲对往事的回忆。她觉得，无论怎么样，自己生了三个女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老三秋瑾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她越想越生气，抓起电话就拨出了号码。

参加了一个应酬活动的张琳刚进家门，就听到了电话铃声。他穿上拖鞋奔过去抓起了电话：“喂，请问您找谁?”

“啊，是张琳呀，我找秋倩说个事。”

“是妈呀，她就来。”

坐在沙发上正看电视的秋倩走来，一个“妈”字还没叫出口，只听听筒里响起了老太太近乎歇斯底里的高分贝：“秋倩，你给我听好了，我没有养你们，但我生了你们，你们就该管我。我知道我将来的下场，我得攒些钱准备将来为我自己养老。邵松阳是你们的爹，今后我可不管了，你们去管吧!”声音到此戛然而止，听得秋倩一头雾水。她猜想着这里面肯定有原因，就把电话打向秋玲。秋玲的电话传来忙音。再拨，还是忙音。她只好又打秋瑾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