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秋倩同一批的知青，全局有四五百名，属于局机关的有三十来人，按照异地安排的原则，他们大多被分配到了地处芜湖的第九工程处(简称九处)，而九处又把他们安排到了参与皖赣铁路施工的基层单位。就这样，秋倩来到了地处皖南山区的祁门。

祁门当时是屯溪市的一个县，为徽州六县之一，也是徽州文化的发源地，它位于安徽省的最南端，与江西省交界，建县于唐永泰二年，因城东北有祁山、西南有阊门而得名。祁门是安徽省林业重点县，又是祁门红茶、凫峰绿茶的主要产地，到处青山绿水，鸟语花香，正在修筑的皖赣铁路就穿行在这似诗如画般的风景之中。

皖赣铁路穿越安徽江西两省，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时期，其建设从设计蓝图到开通运营，几经修改、建建停停，前后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

1905年7月，清朝政府开始修建由芜湖至景德镇的皖赣铁路，仅仅完成芜湖至湾沚的32公里路基和桥涵便草草收场。1933年5月至1934年9月，国民党政府决定，由江南铁路公司负责修建芜湖至孙家埠路段，工程未完便停止了。1936年7月至1937年10月，京汉铁路工程局先后修建了安徽和江西两省境内的三个路段，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而再次中断了建设。1938年，国民党政府为阻止日寇南下，下令拆除已经铺设的钢轨，破坏现有的路基和桥涵，留下支离破碎的废墟横卧在江南大地。

新中国成立后，国务院即把重新修建皖赣铁路列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1958年9月至1961年7月先后两次开建，时间不长便因经济困难而停止修建。1971年至1973年，南昌铁路局管段自建通车，安徽省境内则由安徽省组建皖赣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各地、县相应成立指挥部，组织民兵和部分专业队伍投入施工。不久，由于国家压缩基建投资规模，“安徽省皖赣铁路建设总指挥部”被撤销，民兵返乡、专业队伍息工，皖赣线再次停建。

1973年，交通部(铁道部已并入)决定，将皖赣铁路芜湖至景德镇段的修建任务交给铁道建筑第四局施工。为了保证及时开工，经四局与武汉军区设在该局的军管会共同研究决定，全线施工队伍投入三个工程处，由物资供应处负责提供工程所需的各种物资，并成立“铁道建筑第四局皖赣铁路建设指挥部”。三个工程处分别为五处和从昆明铁路局划归进来的四处、九处，物资供应处则在宣城设立“皖赣铁路物资供应站”，这个供应站在施工沿线设立了三个工地材料厂，而红雲就在郭溪工地材料厂工作。1974年7月1日，皖赣铁路建设再次上马。开工不到一年，由于国家压缩投资规模，施工所需要的钢材、水泥、木材等供应不足，四局只好削减施工队伍，停止隧道桥梁等重大工程项目，留下部分人员肩负起路基土石方的施工任务。1975年，负责北段施工任务的四处被调往河北静海，参加津浦铁路北段改造工程建设，五处调往九江，为上马大(冶)沙(河街)铁路做准备，留下的任务就由九处一个单位承担。从此，皖赣铁路线、桥、隧齐头并进的施工格局被打破，施工进度明显缓慢了下来。1975年10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提出恢复国民经济建设秩序的主张，力图扭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向，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个“四人帮”团伙视邓小平为眼有钉、肉中刺，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掀起了一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此时的九处造反派也活跃起来，上蹿下跳，到处串联，把邓小平的一系列排除干扰、发展经济的言论搜集起来汇编成册，作为揭批邓小平“白猫黑猫论”的反面教材，到处煽风点火，批斗敢于抓生产的干部，一时闹得乌烟瘴气，使全处的施工生产基本陷于停工状态。

1976年10月，叶剑英等一批老将军发挥运用自己的睿与智威望，鼓动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将“四人帮”抓进了牢房，全国人民无不为“十月的胜利”而欢欣鼓舞。随后，胡耀邦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着手拨乱反正，全国各地开始纠正冤假错案，同时对“三种人”——也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进行清理，这些人或造反夺权、踢开党委闹革命，或拉帮结派、诬陷迫害干部群众，搞刑讯逼供、摧残人身，或砸机关、抢档案、破坏公私财物，对社会危害极大，造成的后果也十分严重，给党带来的损失更是无法估量。对这三种人，除明确悔改者外，原则上都要开除出党。为了清理和处理九处的造反派，使一度瘫痪的九处重新振作起来，中共安徽省委向铁道建筑第四局派出联络组，会同四局的工作组，以举办学习班的形式，把近200名造反派的骨干分子集中起来，用三个月时间进行学习和洗脑。邵松阳被局党委任命为工作组的副组长参与了这项工作，并由他制订学习计划，安排作息时间表，指定局党校的理论教员，组织当年的造反派们成员封闭学习，写出材料，分清是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然后进行人人过关，对个别错误严重、影响极坏的造反派骨干给予处分，剩余的人员在写出局面材料包括保证书后，分别调往其他工程处另行分配工作。与此同时，把造反人员集中的部门和派性严重的工程队打散，然后像掺沙子似的分到各个单位，并对九处及所属工程段的领导班子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至此，在全局发生动乱最严重、先后持续了十年的九处，终于重新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道路。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在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齐心协力奔小康的目标指引下，各行各业蓬勃发展，皖赣铁路建设再次获得了新生，参与施工的单位在铁道建筑第四局党委和行政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在全线掀起了大干高潮。为了增强施工生产能力，四局在加大机械设备投入的同时，也在人力上给予较大幅度的补充，途径之一就是从全局职工子弟中招收了一批知青工，其中相当一部分上了皖赣线工地，秋倩就是其中的一员。经过两天简单的安全技术培训后，这批知青工被编入了各工班，秋倩所在的班为综合二班，主要是配合机械化施工队伍，进行路基土石方开挖和铺轨后的上道砟作业。

铁路施工单位职工的驻地一般都远离村庄，据说这是从老铁道兵那里延续下来的传统，一来不打扰当地的百姓，二来减少与村民的接触、摩擦和矛盾，三来也便于对职工队伍以及家属的管理。秋倩所在的工程队也不例外，沿袭了这一做法，把职工驻地建在了一个小山包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队长用铁棒敲响食堂门前挂着的一截钢轨，那就是发出了出工或开会的“命令”。每天到工地去干活，出了驻地前方搭建的彩门，最远距离还需要走大约三四十分钟的路程。负责带秋倩和另外两名知青工的师傅叫裴宝成，是甘肃定西人，其姓的读音在普通话里为“赔”，可甘肃当地却与“皮”相同，所以他的老乡都喊他“老皮”。一天上午，秋倩在工间休息时叫他“裴师傅”，他竟不知道是叫他，直到秋倩向他招手，他才明白了过来。秋倩问他，工地上流传的“皖赣‘晚干’，停停建建;修了几十年，不见车轮转”是怎么回事?裴师傅就把班里的青工叫过来，让大家围成个小圈，给他们讲述皖赣铁路六下六上的大致经过，最后还说，“皖赣‘晚干’，停停建建;修了几十年，不见车轮转”这18个字，概括了皖赣铁路修建的坎坷经历，既包含着安徽江西两省人民的希望和期盼，也渗透了建设者们半个多世纪的苦辣酸甜。

当时，全国都在宣传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实行包干到户的做法，并作为承包的典型加以推广。在皖赣线建设中，施工班组虽没有进行单独核算，但开始对每日计划完成的任务进行定量，然后分配到人，谁先完成谁可以先收工，如果不回去休息而接着干，领导知道了，虽不会给予物质方面的奖励，但会以发扬无私奉献精神在职工大会上加以表扬。秋倩这个班主要负责对推土机平整出的路基边坡进行平整、刷齐，缺土的地方就推些土过去填平。班长给每个职工划分一段，几个身强力壮的男职工总是先完成，而落后的大多为秋倩她们几个女青工。先完成的那些人心中充满自豪感，他们把铁锹、推车放进工具棚里，然后或唱着《打靶归来》之类的歌、或嬉笑打闹着返回驻地，而没有完成的就会长长地叹一口气，自愧弗如，然后泄气地坐在地上。当然，有时候，她们也会不服气地鼓一把劲，加快作业速度，直到完成自己的那份任务。裴师傅这人很厚道，即使把自己的任务完成了他也不走，而是经常走过来给女青工们帮忙。看到秋倩身体单薄，动作笨拙，铲土、推车那样吃力，裴师傅就猜想：秋倩这女娃矜持、稳重，让人感到比较有修养，不是一般职工的子弟，倒像个大家闺秀。一天收工后，走在回驻地的路上，裴师傅关切地问秋倩：“听说你们这些知青都是从局机关下来的，你也是?”看到秋倩点点头，就又问：“来工地之前没有干过体力活吧，你爸爸是坐办公室的干部吧?”这次秋倩转过头看了一眼他，却不愿把父母的真实身份告诉别人，也不想用他们的职位和头上的光环照亮自己，就回答道：“我爸是烧锅炉的，我推过煤。”裴师傅摇摇头，表示不太相信，但看到秋倩认真的样子，只是“哦”了一声，就把话题岔开了。

在一同来工地的知青中，秋倩与屈水红的关系比较密切，虽住在一个宿舍，但因为不在一个班，干活的时候两人很少在一起，只有晚饭后才能在一块儿说说话、聊聊天。屈水红的父亲是局经营计划处的一名科长，母亲是局直属医院内科的一名医生。她上面有两个哥哥，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就她是女孩儿，所以在家里属于宝贝疙瘩，父母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给她来封信。所以，每个月到了该来信的日子，屈水红收工后就会到队部的传达室看一下。如果拿到了信，屈水红就显得很兴奋，还会把信中的内容说给秋倩听。每逢这个时候，秋倩就会有意识地躲开，以免屈水红所享受的父爱和母爱触痛自己受伤的心灵。

那时，全局每个处都有一个电影队，巡回到各个工地放映电影，以活跃施工现场的文化生活，鼓舞参战职工的士气。一天，队部来了处里的电影队，说是要放映朝鲜的宽银幕彩色故事片《卖花姑娘》，队长特意宣布：提前半小时，下午五点半收工。

放映场地就在队部食堂前每天早点名的场地上。在此之前，秋倩曾听说过这部电影的故事情节。所以，当看到小女儿顺姬被地主婆推倒，旁边热火上熬的参汤和着炉灰全掀到了顺姬的眼睛里，顺姬从此成了瞎子时，秋倩再也忍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当放映到花妮发现顺姬偷偷在街头卖唱赚钱、又气又怨又心疼的场面，当看到花妮和顺姬好不容易买到了给妈妈治病的药，高高兴兴地回家，却发现妈妈已经撒手人寰时，当看到顺姬每日在村口的山岗上哭喊话着“妈妈”和“姐姐”时，当听到影片中反复吟唱“卖花来呦，卖花来呦，朵朵红花多鲜艳;花儿多香，花儿多鲜，美丽的花儿红艳艳。卖了花儿，换来药呦，治好生病的好妈妈：卖花来呦，卖花来呦，快快来买这束花。让这鲜花和那春光洒满痛苦的胸怀”时，秋倩更是与影片中的花妮、顺姬、哲勇一样，时而伤心，时而悲痛，时而愤怒。之后连续几天，秋倩都不能从电影的情节中解脱出来，一有空闲就会沉浸在爱与恨、痛与伤的纠结之中。晚饭后看不见秋倩的身影，屈水红就猜想，秋倩一定是想起了自己的悲惨遭遇，躲到没人的地方去偷偷地抹眼泪。

屈水红猜得没错。驻地背后约1000米处有一条溪流，水是从远处大山里流过来的，平时水量小，深的地方也不及腰部，但到夏天涨水的时候，晚上睡觉都能听到哗啦啦的流水声。有些个男职工经不住诱惑，时不时地从驻地偷偷溜出去下水游泳和洗澡，如果被队领导知道了，轻则叫到办公室骂一顿，重则会在职工大会上点名批评，并勒令写出书面检查将至队部。

时下已是晚秋季节，早晚温差比较大，午后干活会出汗，但到了晚上就得穿秋衣和外套，所以职工基本上都不会走出宿舍了，男职工们喜欢打打牌、下下棋，女职工则愿意织袜子、打毛衣。此时此刻，秋倩坐在河边的一块石头上，双手托腮，望着东方升起的一轮明月发呆。她本来是要把自己的过去深埋在心底的，但看了《卖花姑娘》，又勾起了她对往事的回忆，特别想念远在济水的姥爷、姥姥、二姨妈和鲁钦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