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初冬季节。2008年的冬天好像比以往来得早一些，刚进入10月就接连阴雨，不见有放晴的征兆，凄凉的秋风把过早发黄的树叶吹落，卷到犄角旮旯的地方。26日这天，依照与局下属单位宣传部门的约定，张琳打点好行囊，坐上了开往北方的列车。

车到蚌埠，早有宣传部的小唐等候在站台上，张琳一出车厢，立马接过他手中的拖箱，一边寒暄一边向站外走去。小唐还告诉他，转乘呼和浩特方向列车的车票已经买好，并征询他的意见：“我们先到公司逗留一会儿，同仁们陪您喝个小酒，然后咱们一起出发。”张琳应了一声“好”，便登上了停在车站广场一角的面包车。

因为换乘列车中间的时间相隔比较短，又是周日休息，宣传部的同志就没有惊动公司的领导，只是叫了公司“两办”的科长和几个秘书。前几年在局行政办公室当科长时，张琳与他们几个都有业务上的联系，相互合作和配合得很默契，也建立起了感情和友谊。他们敬重张琳的人品和为人，平时也没有那么多的客套，有时尊称他为“老师”，有时干脆直接称兄道弟，亲热得不得了，眼下又是他们自己的小圈子，所以张琳也就不顾忌什么，基本上是放开了酒量。在局内的酒场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先由主家提议，大家共同向客人敬上三杯酒，之后开始主敬客、客谢主，这算是“规定动作”;过了这样一轮之后，便进入“自由活动”。“自由活动”虽说有点打乱仗，但从中能够显示出相互之间关系的远近与感情的亲疏，这就应了人们常说的“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添;感情厚，喝不够;感情薄，喝不着;感情铁，喝出血”、“宁愿胃里喝个洞，不让感情留条缝”和“酒逢知己千杯少，能喝多少喝多少，喝得了的不相饶，喝不了就赶快跑”……

完成了“规定动作”后，酒店服务员已经往张琳的酒壶里续了两次酒。以每壶二两计，也就是说，张琳已经四两酒下肚了。对于这些同仁们的盛情，他打心眼里感激，于是他起身“打的”绕桌一周，又对弟兄们一一敬酒。看到张琳半天没有动筷子，党办的高主任连声劝他“吃菜吃菜”，但当发现张琳的酒壶又喝空了，就喊服务员过来倒酒，但此时服务员已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只好自己起身把酒瓶拿过来。他知道此时大家都喝得差不多了，就没有往酒壶里倒，而是开始只用小杯。他先把自己的小杯子倒满，然后又给张琳倒了大半杯，以示对老领导的敬重。这样一来，其他的兄弟也跟着效仿，“轮番轰炸”。很快，高主任手里的半瓶酒又见了底。

不知不觉，电视里中央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就在小唐询问“上什么主食”的时候，张琳的手机响了。他从桌子上拿起来一看，是二姐夫从河南老家打来的。他起身边应着边向包厢外面走，当听到姐夫说“咱妈生了重病，已经住进了医院”时，本来已经有些醉意的张琳即刻酒醒了一半。他连珠炮似的询问得的什么病、送到了哪家医院、病情怎么样、有没有危险、现在状况如何。当听到“眼下仍然昏迷不醒，没有知觉”时，张琳马上想起奶奶突发脑出血去世的情景，心头掠过一种不祥的兆头。

毕竟，张琳的母亲已经是八十多岁的人了，具体地说今年已经八十五岁，再过一个多星期就是八十六岁生日了，何况早些年还中风过一次。那时候他打电话问候母亲，听得出来老人情绪低沉，思想悲观，他就鼓励母亲：“妈你别灰心，现在医术很发达了，以后还会更发达，你的病现在不算啥了，肯定会治好的，我还要搀扶着您老人家一同跨越二十一世纪呢!”

仿佛是说话间，十多年过去了，母亲不仅挺过来了，而且身体恢复得很快也很好，不像有的老年人得了中风后命虽保住了，但却留下了比较严重的后遗症，不是偏瘫在床长卧不起，就是手不能抬、脚不能走，长年靠人在跟前服侍而不能离开半步。母亲病愈后虽说行走没有原先利索了，但生活完全可以自理，还能帮着父亲做些择菜、淘米、扫地之类的家务活。一段时间，父亲迷上了打麻将，房屋里时常只剩母亲一个人。张琳听说后，就打电话劝父亲抽时间多陪陪母亲，后来还买了一台录放机，并利用那次出差到浙江普陀山的机会买了几盘佛教音乐磁带，托人带回老家让母亲听，以至于平安地走到了今天。

也许是张琳在走廊里接电话时间太长，也许是有意无意地听到了通话的内容，陪同吃饭的弟兄们不约而同地来到走廊里，渐渐围在了他的身边。等张琳挂断了电话，大家七嘴八舌地劝他中断这次采访，从蚌埠直接回家看看老人。

当晚午夜时分，张琳乘上了开往西安方向的一趟列车。

躺在卧铺上，张琳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了自己与常人不一般的身世。张琳现有兄弟姐妹五人。说是现有，意思是原本有六个——上面两个姐姐、两个哥哥，下面一个弟弟，但第一个哥哥出生后不久就因为从座簸(中原一带用木头制做的一种长方形、四条腿的儿童座椅。——作者注)里摔出来得了破伤风而夭折。张琳出生时只有三斤多一点，身体异常虚弱，长到两岁还离不开母亲的怀抱。逢年过节赶庙会，大街小巷舞狮子、跑旱船、耍龙灯、踩高跷，无论如何热闹，张琳的脖子就像是没有骨头一样，头软绵绵地伏在母亲肩膀上，怎么逗他都不正眼看一会儿。为了让张琳能够活下来，他母亲到处求医无果，只好去找神婆看，神婆掐指算了算张琳的生辰八字，说张琳的命太软，必须找些硬的东西来支撑他、保佑他。按照神婆的指点，他母亲当即“请”了一副被赋予了魔力的“神坠”给张琳戴到耳朵上，之后又买了些点心水果作为供品，到老城边上拜一棵百年柏树为张琳的干爹，回到村里拜磨房里的石碾为干妈。从此以后直到张琳上学，每到张琳生日那天，他母亲就会带着张琳去拜祭，即使刮风下雨也雷打不动。

张琳记得在上初中的时候，一天发高烧，妈妈下工后回家看他躺在床上，摸摸他的额头烫手，顾不上做饭就领着他去村卫生所看病开药，晚上给他搅了一碗面疙瘩汤，还特意打了一个鸡蛋。给他喂了药以后，妈妈把湿毛巾蒙到他额头，就一直守护在他身边。等他半夜醒来，妈妈还在煤油灯下纺棉花。看到她花白的头发和眼角的皱纹，张琳顿时鼻子发酸，泪水流湿了枕头。他在心里呼唤：“妈妈呀，您为儿女操劳几十年，却从来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

参加工作后，妈妈对儿女们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们忙你们的事，别老萦记我。”她像她那个年代农村的母亲一样，虽然没有文化，但她通情达理，善解人意，办事实诚。她对儿女们鼓励的多、批评的少，表扬的多、抱怨的少，关心的多、索取的少。她更像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不论儿女中的哪一个，听说做出了成绩，她就高兴欢笑;听说遇到了困难，她就皱眉发愁;听说生病有灾，她就烧香祷告;听说平安顺达，她就感到无比幸福和快乐。眼下，尽管他不愿意往坏处去想，但总有一丝不祥像游丝一样挥不去、抹不掉，此刻的他并不知道，远在淝城的秋倩与大姐、大哥两家八九口人已经乘坐两部汽车，连夜赶往近千里之外的河南老家。

列车正点停靠在洛阳车站。张琳拉着行李箱走向出站口，军辉远远地向他招手，嘴里喊着“舅舅、舅舅!”他身边是他正上三年级的女儿涵涵。张琳一眼就看到军辉胳膊上戴的黑纱和涵涵头上扎的小白花，于是他明白了一切。

上了“狮跑”车，涵涵乖巧地依偎在张琳身边，一声不吭。他强忍着悲痛问军辉：“你外婆究竟得的什么病?”

军辉望着前方专注开车，只是轻言细语地说：“我也是刚从河南工地赶回来，具体情况我还没来得及问。”军辉在市电业局工作，他说的河南，指的是本市洛河以南一带。张琳的家乡就在邙山与嵩山之间，洛河从辖区内穿流东去，在巩义拐弯北上汇入滔滔黄河。

从洛阳到家里也就三十几公里的路程，平时说话间不知不觉也就到了，可今天张琳却觉得是那么的漫长。虽说是清晨时分，可车窗外暮霭弥漫，烟雾迷蒙，使车厢里更加沉闷和压抑，让他有些喘不过气来。

好不容易挨到了家。有人看到张琳下车，立刻燃放起一串鞭炮，这是告诉治丧人员：有人前来吊丧了。果然，立马从厅堂里出来了一群迎接人员，张琳也没有看都是哪些人，而是哭喊着“妈啊，我的亲妈呀”跌跌撞撞地直奔堂屋，因为他知道老家的习俗：下世的老人被穿好寿衣后都是停放在院落正屋的厅堂里。

张琳撕心裂肺的哭声使在场的守灵者和前来吊唁和帮忙的乡亲无不动容，也令守灵的姐姐、哥哥、弟弟，还有嫂子、弟媳们陷入悲痛之中，顿时厅堂哭声一片，加上架在屋顶上扩音大喇叭播放的哀乐，使整个村庄都沉浸在悲痛的氛围之中。

张琳一边哭一边述说对母亲的亲情和怀念，埋怨母亲为什么不等着与自己见上一面，让自己有机会与母亲说上几句话。在此之前，张琳总觉得来日方长，只要母亲健在，自己总有孝敬老人的机会。他想到过老人总有离世的这一天，但却没料到这一天来得这么急匆、这么突然。张琳在心中不知计划了多少次，要抽个时间专门回家一次，住上一段时间，好好陪陪年迈的母亲。

张琳从年长他十来岁的两个姐姐口中，零零星星地听说过母亲的过去——

母亲先有姐妹四人，后来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弟弟，却在十来岁时因病夭折了。而在父亲这边，他原本有一个弟弟，出世不久便染上霍乱，不治而亡。父亲的爷爷奶奶请来一位巫婆，用十张白面烙饼换来了一剂“找个童养媳冲喜”的良方。于是，母亲八九岁就来到张家，当了一名童养媳。爷爷是一地道的农民，但做饭有些手艺，农闲时挑个担子到集市上去卖馄饨和汤圆，以此换些打油盐酱醋的钱。一年冬天，一个穿长袍马褂的顾主吃完馄饨后一摸口袋说“忘了带钱”，爷爷看那人斯斯文文也不像个吃白食的主儿，就答应他明天再给。第二天下起了大雪，连下了三天。等天晴雪化爷爷再次来到原来的摊位，只见那人早早地已等在那里。爷爷没有想到这人为了一碗馄饨钱如此实诚，当即又给他下了一碗馄饨，并坚决不收这碗馄饨的钱，从此那人与爷爷结下了交情，并推举父亲到他亲家在西安开办的布匹行里当了一名学徒，从此父亲走上了一条从商的路，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联营政策中转为国家商业系统的一名干部。父亲也是个有事业心的人，总想干出点名堂，所以在西安的那些年，父亲与母亲过着牛郎织女般的分居生活。偶尔他也接母亲到西安小住几日，但因为母亲一要伺候公公婆婆，二要带我们这几个陆陆续续来到世上的孩子，大多时间母亲都是在一个叫高庄(据说是中国“三皇五帝”之“五帝”中帝喾高辛氏的故里。——作者注)的乡下过活。“文革”初期，爷爷得了“老烂腿”久治不愈，父亲为此才调回老家，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奶奶爷爷相继去世、父亲在单位分了一套两居室的住房，母亲才与父亲真正地生活在一起。

不久父亲退休，但他却接过了机关老年活动室的管理工作。说是管理，其实就是尽义务、搞服务，每天早上到点开门，把象棋、麻将和扑克牌从柜子里拿出来放到桌子上，等休闲的人们起身走了，他把这些清点并收拾好，把地面清扫干净后就关门。刚开始他只是看别人打牌、下棋、摸麻将，后来有的桌子上三缺一，他就坐上去凑个数，久而久之就染上打麻将的癖好，每天除了三顿饭和睡觉时间，其他时间都是泡在活动室里，而大字不识一个、没有任何爱好的母亲，每日的大多时间都是做饭、洗衣、忙家务，偶尔也到二姐或小姨家串串门。后来母亲中了风，虽经中医的治疗调理能够生活自理，但却永远失去了健步行走和干家务活的能力。父亲每天要么去打麻将，要么去听保健品讲座，把母亲一个人丢在空荡荡的房屋内，她只能双目盯着天花板打发日子。他深知母亲晚年的孤单与寂寞，并为此与大姐一起共同做父亲的工作，但父亲不愿离开他自己的生活圈子，话说轻了不管用，说重了引起父亲的反感和恼怒，最终受气的还是母亲。

母亲晚年信仰佛祖，心态平和，与世无争。一次，大姐回去看望母亲，张琳把买来的录放机和几盒佛教音乐磁带回去，让母亲没事的时候到户外坐坐，看看人来鸟往，听听佛音梵乐，以此消遣和解闷。后来他听说，有一天母亲想听音乐，让父亲把录放机拿过来，并帮她放进磁带，急着出门去听保健品讲座和推销会的父亲不耐烦地使劲摁键，却怎么都打不开仓门，情急之下就用手去掰盒盖，只听“咔嚓”一声，硬生生地把盒盖给掰了下来。

还有一次，父亲从老干部活动室打完牌回到家里，说是午饭后要乘车到洛阳听保健知识讲座，让母亲帮他择菜。中风康复后的母亲当然没有健康人那么利索，当他把面条擀好后，却看到母亲还没有把菜择出来，立即表现出很不耐烦的样子，还把切面条的刀从案板上碰落，母亲顿时感觉胯部一阵麻木，刚开始以为是父亲踢了她一下，就没有在意，等父亲走出了家门，母亲这才感到火辣辣地痛，用手去摸满手是血，这才把张琳的二姐叫来，送到医院进行了包扎处理。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母亲也没有抱怨父亲，还再三交代张琳的二姐“千万别让你大(当地人有的家庭把父亲称作“大”，音同“达”。——作者注)知道我曾去过医院”。

母亲晚年大彻大悟，与世无争，心境平静如水至此，其修身养性的功力与境界已经堪比出家之人。想到自己再也没有机会在病床前照顾她老人家，尽尽一个做儿子的孝道，哪怕是做上一顿饭、喂上一口水、递上一片母亲爱吃的点心，张琳更觉得愧对母亲，烦懑之情无以发泄，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和感情，异常冲动地挥起巴掌，对自己的脸面左右开弓。家里所有的人都认为，老人从发病到去世实属突然，既然张琳没有来得及与母亲见上最后一面、说上最后一句话，就索性不愤不启，让他痛痛快快地哭上一阵，没承想会出现这样的景象。大家被张琳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呆了，继而一拥而上，顿时场面大乱。还是张琳的大姐和二姐反应快，一人拼命拉住他挥动的手臂，一人从后面死死地抱住他，大嫂、弟媳们也都停止了哭孝，七嘴八舌地劝说、解释，好不容易才使张琳从悲愤中解脱出来。

随后，大家又七手八脚地为张琳穿上孝衣，从头到脚一袭的白色，腰间还系了一根手工搓成的麻绳。虽然在电话中二姐夫大致告诉了他老人发病的过程，但张琳还是边给母亲扇着扇子边向二姐询问：“咱妈不是一直很扎实吗，怎么说老就老了?”

在当地，对老人的身体好不好，不说健康不健康，而是说扎实不扎实;对老人去世也不说死了，而是说老了或者下世了。

张琳的二姐把老人的寿衣整理了整理，向他叙述了那天发病的情景：农历十月初一，咱们这里每家都要给下世的先人烧纸。头一天下午，咱妈在家中与咱大一起“编箔”(就是把刷了金粉或银粉、呈正方形的粗麻纸折叠成元宝状，用于祭奠死去的先人时焚化。——作者注)，将近结束的时候，咱妈突然觉得心口痛，咱大扶她躺在床上，然后给我打电话。我接到电话立刻赶过去，也就十来分钟的路程，到了家里，我发现咱妈眉头紧锁、嘴唇发紫，感觉情况严重，就马上打电话叫了急救车。应该说急救车来得也很及时，但医生到家做了生命体征检查后失望地说：“人已经走了，不用送医院了，你们为老人准备后事吧。”

张琳的二姐还说：“咱妈走得很利索，也很安详，没有受一点罪，更没有给咱大和子女们留下任何负担，这也是咱们做子女的福气。”她抚摸着老人身上盖的一件金黄色袈裟帐子，接着说：“咱妈生前信佛，活得非常超脱，我给她准备送老衣时，她特意让我到白马寺给她请来了这件袈裟帐子，并反复交代我，在她百年之后，一定别忘了给她盖在身上。”张琳二姐的嗓子已经沙哑，说话也带着哭腔，张琳一边听着，一边止不住眼泪往下流，一次又一次地擦眼泪、擤鼻涕。

中午开饭之前，父亲领着张琳等兄弟三人，以孝子的身份与前来帮忙的村干部、同族兄弟和缝孝衣、做纸扎的乡亲们一一相见，对他们的相帮以磕头礼致谢。这时他才看清，母亲的遗体是放在哥哥家的堂屋里，屋里院外都是人。大门外靠墙一字排开，摆放着家人、亲戚们送的花圈，大门两边的墙上张贴着用白纸黑墨书写的挽联，一杆用白纸裁剪的长幡高高竖立，屋顶架设了两个扩音大喇叭，里面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哀乐。大门前平时停放拖拉机的地方垒起了两座“风草火”，请来的厨师和同族的大嫂、弟妹们忙着给孝子贤孙和前来帮忙的人准备午饭。

二姐还告诉张琳，远在甘肃的三姑和姑父明天早上才能到。考虑到三姑和母亲交往深厚、情同姐妹，一定要等着她们回来，然后再把母亲送往火葬场火化。

张琳说：“你们想得很周到，一切就按照咱们当地的风俗习惯和你们事先商量好的程序办，我没有意见。”他还对一直以来精心照顾父母的二姐和三弟表示了深深的谢意。当晚，张琳坐在母亲的遗体旁守灵。他不停地挥动着手中的扇子，时而握住母亲的一只手，时而把自己的脸贴向母亲的面颊，嘴里喃喃地诉说着母亲生前给自己说过的话和为自己做的事，一句句、一件件都如同昨天，音犹在耳，历历在目。他感觉不到老人遗体的冰凉，反而觉得母亲只不过睡着了。母亲为子女们辛苦劳累了一生，也该松一口气、好好歇息歇息了。

在守灵的过程中，张琳、秋倩和他们的儿子冬征等孝子贤孙们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在老人的案头点上几炷香、焚烧一些纸钱，还要轮流哭丧，据说这样就能留住老人的灵魂而不至于远走。一天一夜下来，张琳的眼睛红肿了，嗓子也哭哑了，可他最终不得不承认一个严酷的事实：生养自己的母亲已经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再也唤不回来了。

火葬场坐落在伊河与洛河之间的一个山岗上。在把老人的遗体抬上灵车时，清晨的天气虽然阴沉，但远处呈现出的亮光让大家听信了天气预报，所以谁也没有想起去准备雨具。当车过了洛河，天就淅淅沥沥地下起了秋雨。张琳望着母亲的灵柩和灵柩上母亲的遗像，心里在想，母亲虽然是一个平凡的人，可也许是母亲的善良感动了上苍，所以禁不住动情地洒下了点点泪珠。说来也奇，当送行的队伍到达火葬场、要把老人的遗体从灵车上抬进火化间时，绵绵细雨却又停了下来。听到旁边一些人对无常天气的议论，张琳想起了《红楼梦》中“质本洁来还洁去”的诗句，也使他对“好人有好报”的箴言深信不疑。

推行火化政策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制止因土葬而使国家农用土地大幅减少的现象，同时减少尸体分解对地下水源的污染。但在当地，把死者骨灰存放何处、人们到哪里进行祭奠等问题并没有解决，与此相对应的配套措施也没有跟上，于是，人们只好把骨灰放到棺材里重新进行土葬。张琳母亲的骨灰也是这么“入乡随俗”的。尽管张琳感到当地政府应该在这方面加快完善有关措施，但在目前情况下他提不出变更和反对的理由，只好同意“从众”办理。当天下午，村西头张家的祖坟区内又隆起了一个新的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