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秋玲在电话里提到红雲“空手”送邵松阳到省立医院办住院手续，使秋倩想起几天前自己与红雲一起带邵松阳到局直属医院看病也是“忘记”带钱的事，她感觉到，这不是一般的遗忘和失误，而是老太太有意而为之。当然，这也不是红雲一个人的事，而是红雲和邵松阳两个人共同设的“局”、做的“套”。她没有把自己的这个猜想告诉秋玲，而是静观事态下一步的发展。

秋瑾听到秋玲在电话里讲到此事，刚开始并不相信，她反问秋玲：“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作为相依为命的妻子，咱妈能这样心痛金钱而不心痛自己的老公?过去听人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临各自飞’，如今在咱们家变成现实了?”后来听秋玲又讲述了秋倩所遇到的同样的事情，她相信了。在她的心目中，二姐是最诚实的一个人，生来就不会说谎，也不会搬弄是非、从中挑拨。这样，红雲的做法也就招来了姐妹三人空前一致的非议和反感。她们不理解自己的母亲：为什么一辈子惜钱如命，现在竟到了认钱不认人的地步;她们也看不起自己的母亲，丈夫生病住院需要做手术，作为结发妻子怎么会这样吝啬、这样无情?秋瑾甚至这样对秋玲和秋倩说：“这证明老太太德性不好，在做人的品质上存在问题。”

五天后，各种检查和化验的结果出来了，主治医生董主任对各种数值、指标进行比对，结合邵松阳以前关于前列腺的就诊医治记录和这次入院时询诊情况，最终确诊为输尿管发生病变而导致的右肾积水，而且已经比较严重，必须进行积极治疗。

上午例行查完病房后，董主任让助手小江把正在陪护的秋玲叫到了办公室，把邵松阳的病理做了介绍和分析，最后说道：“春节快到了，我建议节前就把手术做了，一来这段时间做手术的人比较少，我可以亲自做;二来春节单位都放假，你们做子女的可在假期里轮流照看，大家都不累;三来听说你们单位的福利比较好，给职工们发各种各样过节的副食品，邵老先生不用多花钱就可以得到滋补，也减轻你们做子女的负担。”

秋玲听董主任如此说，也感到合情合理，但自己又不便做主，就问：“那我回头与我父母和家人商量商量再给您回话，行不行，主任?”。

董主任点点头：“可以，但要快，最好下午告诉我，我好安排做手术的具体时间。”

秋玲把董主任说的情况向邵松阳做了转述，让邵松阳征求一下红雲的意见，邵松阳想着，这与在局直属医院主治大夫的诊断结果和提出的治疗建议基本一致，就说：“不用征求你妈的意见，她又不懂，就听医生的。”但秋玲觉得，就这样给医生回话，心里总有点不踏实，就给红雲打电话。红雲没有手机，只能打家里的座机，但却无人接听。

邵松阳知道秋玲是给红雲打电话，也知道红雲此时就在距医院不远的一个证券市场里，但他没有吱声。

那天把邵松阳送进医院住下，红雲说：“不就是检查嘛，也没有多少事。秋玲啊，你就和秋倩、秋瑾你们三人轮流着陪你们的爸吧。”此后，她就像邵松阳没有住院这回事一样，仍然见天跑股市，日不错影，再也没有来过病房。秋瑾要给将要高考的儿子每天做三顿饭，虽然没有来探望，但她叫从成都建筑工地回公司开会的丈夫陆晓辉抽空到医院看望了一次。秋倩除了由张琳和冬征陪着一同去过一次外，自己还在上班不忙的时候“遛号”去过两次。

秋玲又来到走廊里，分别给秋倩和秋瑾两个妹妹打电话，告知了父亲要做手术的事。秋倩和秋瑾对父亲的病情已经有所了解，说是“长痛不如短痛，还是早做了的好。”

现在只剩下红雲的意见了。秋玲觉得既然老爸和两个妹妹都同意了，当妈的就不会不同意，于是就给值班大夫回了话，决定做手术。不一会儿，护士到病房通知：往“诊疗卡”上打进一万元钱。钱到了卡上，他们就做准备，然后安排做手术的具体时间。秋玲对邵松阳说：“你打电话让我妈赶快把钱送过来，手续我来办。”

邵松阳正在翻看秋玲早上外出买早饭时给他带回来的几份报纸。办入院手续的时候，秋玲除了按医院的规定办了一张“记名诊疗卡”(也就是就诊卡)外，还顺便给邵松阳办了一张就餐卡，并预存了二百元。所以，邵松阳一日三餐由医院定时供应，而陪护他的秋玲、秋倩等人，都是自己到医院外面的店面或小摊上买着吃。一直以来，邵松阳每次生病住院，要么由红雲、秋倩把饭做好送到医院里，要么就在医院里就餐，对于照看和陪护他的人怎么解决吃饭问题，邵松阳从来没有过问过。眼看着陪护他的秋玲、胡大亮、秋倩、张琳等人为吃饭上上下下、来来回回地奔波，他熟视无睹，漠不关心。次数多了，时间久了，这似乎也就成了惯例。

此时，听到秋玲让他叫红雲送钱来，他像没有听到一样，依然低头看他的报纸。

秋玲以为邵松阳没有听见，就又重复了一遍，他头也不抬地说：“你妈给我说过，家里的钱没法动。”

秋玲纳闷地看着他：“怎么没法动?”

邵松阳这才把老花镜摘掉，揉了揉发涩的眼睛，却不看秋玲：“家里的钱都让你妈投到股市里去了，每月打到卡上的退休金她也随手存成了定期，现在拿不出现金了。”

“那这手术还怎么做?”

“没有事，让你妈到单位借去。”

在此之前，红雲曾对邵松阳说：“你和我的退休工资是我们养老的钱，不能动。这次做手术花多少钱，三一三剩一，让三个女儿各出一份，也算是给她们立一个规矩，以后再有这样的事也都按此办理。”

邵松阳毕竟是处级干部，爱面子，觉得向女儿们开不了这个口，当时他就说：“三个女儿出嫁我们都没有陪过嫁妆，她们各家的事我们也基本都没有管过，这时候开口向她们要钱，我开不了这个口。”

“你是她们的爹，你做手术她们出钱，天经地义。”红雲理直气壮地说。

“话是这么说，理也是这么个理，但叫我伸手向孩子们要钱，我做不出来。”邵松阳还小声嘀咕：“当年你爹看病、办后事，你不也没有出钱吗?”

红雲听了，顿时大发雷霆：“你放屁!他们把房子给了老大，所有值钱的东西也让鲁钦拿走了，我一分钱没得到，得到好处的那群人当然应该养活他们，我凭什么要给他钱?”

当年红雲父母活着的时候，住的是单位分配的公房。红雲的母亲去世后，父亲鲁骥民认为，自己身体也不好，百年以后还是要“叶落归根”，就和同在济水市的老大和老二女儿商量要回河北清水老家。他还向单位打了个报告，单位领导说，你回老家可以，但单位分给你的房子要交回单位，这样，单位不仅照样发给你退休金，将来的丧葬费用单位也给报销;如果不把房子交给单位，除了支付退休工资，其他的事单位就一概不管了。

鲁骥民答应自己走后把房子交给单位，但却把办手续的事委托给了老大闺女红露的大儿子。等他从济水搬到了河北乡下住之后，已经成家三年还与父母及弟妹们等十几口住在一起的红露的大儿子就搬进了鲁骥民的房子，单位要他腾，他嘴上答应却一直拖着。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单位的头头们都热衷于“踢开党委闹革命”，没有心思管这种事，房子也就一直由红露的大儿子一家住着。还有，鲁骥民回河北老家前，本来因为老伴卧病多年，花费了不少钱，没有多少积蓄，但还是分了一些给在身边伺候自己和老伴的红露和红霏，鲁钦见分钱没有自己的份，就趁着鲁骥民搬家的乱劲儿，挑了几件自己喜欢的物件如字画、唱机和唱片等。红雲当时远在淝城，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对此她曾写信与鲁骥民理论。鲁骥民觉得，一来红露和红霏在身边伺候照料他们老两口，花费了很多心血，每次到家里来还带这带那的;二来虽有心补偿她们，但最终并没有给红露红霏多少值钱的东西;三来你们姐妹三人毕竟是同胞，红雲的条件比两个姐姐还是要好一点，更何况我们还替你带大了秋倩，你没有必要为这点东西争来争去，所以就写了一封信。鲁骥民心想，在信中给红雲解释一下，这事也就过去了。可是红雲却咽不下这口气，用红色圆珠笔给鲁骥民写了一封措词激烈的绝交信，直到鲁骥民去世也没有回过济水和清水。

现在邵松阳重提旧事，让红雲很恼火，愤愤发泄心中的怒气。见红雲真的生气了，邵松阳也就不再说什么，并且觉得红雲说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他认为，虽说这样做对女儿们并不公平，但通过这一次给女儿们立一个规矩也好，把话说在明处，把事做在理上，省得以后扯皮，闹得大家都不痛快。所以，当红雲说就从这次住院开始实施她说的“办法”时，他一直沉默着，没有说一个“不”字。

今天，医院催促赶快把钱打到“诊疗卡”上，邵松阳还是不好意思开口让秋玲去与秋倩和秋瑾商量各自分摊一部分，就只好这么说。

想到这次住院邵松阳和红雲一分钱都未出，而自己已经拿出了一千多块钱，再垫还不知道什么数字是个底，秋玲也就顺着邵松阳的意思说：“那你就让我妈去单位借吧。”

这些天里秋玲也想过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红雲和邵松阳的身体会越来越差，进医院的次数也会越来越多，如果自己就这样贴下去，那就是个无底洞，换了谁也贴不起，何况自己还面临着女儿结婚、胡大亮哥哥、弟弟和妹妹的小孩也都陆续到了成家的年龄，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倒不如让邵松阳和红雲现在有病就花自己攒下的钱。若干年以后他们真有困难了，我做女儿的也度过了眼前的难关，到那时再出手相帮。

听说三个女儿对摊钱的事都不积极，红雲以为是女儿们不开窍，没有领会她的意图，就一个一个地给打电话，推销她“你们的爸病了，你们做女儿的应该管”的观念，但她却忽略了女儿们的感受，并让女儿们觉得，作为妻子的红雲，恰恰把自己当作了局外人。秋玲、秋瑾和秋倩对她所玩弄的手腕心知肚明，对她一贯把所有人都当傻子的做法也非常反感，但谁都不愿出面揭穿她、得罪她，于是就“集体装傻”。她们也已经猜测到红雲会坐不住的，一定还会一个个地“敲打”，就各自想着招数应付她。

果然，红雲先给秋玲打电话，意思是让秋玲先带个头。秋玲说：“我女儿马上就要结婚了，得给她置办嫁妆，我总不能让我女儿像我一样净身出门吧?”很明显，秋玲指的是当年自己结婚，红雲和邵松阳没有给她陪送一样东西，语气中透露出耿耿于怀。红雲自知理亏，也想不出反驳的理由，悻悻地放下了电话。

给秋倩打电话，秋倩说：“妈，你当过财务科长，我和张琳挣的钱和最近花的钱都能够算得出来：我们买这套房子，加上装修加上买地下车库的车位，前后花了四五十万。冬征这几年上大学，学费书费生活费，加起来也不是个小数;就连前几年在政务新区给我儿子买的房子，到现在还在还贷呢。”秋倩还说：“从我和张琳结婚那天到现在，我们就像一个人打秋千——自蹬自起，张琳他们家可是一分钱都没有支援过我们。”红雲听出来了，秋倩前面的话是说自己现在手里没钱，后面的话是在埋怨在她们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作为父母的邵松阳和红雲从来没有接济过他们。

再打给秋瑾时，红雲原本已失去了信心，可还是心有不甘。因为她觉得，秋瑾知道自己最喜欢她，平时给她的帮助也最多，连秋瑾儿子均平的户口至今还在自己的户口本上，秋瑾应该与她站在一个立场上。令她没有料想到的是，秋瑾在电话里一张口就让她下不来台。秋瑾说：“妈，你如果是来要钱的，那我告诉你，这个电话你就不应该打。为什么呢?你别怪我说话难听，但话糙理不糙。你和我爸这辈子没有为谁操过心，也没有在谁身上花过大钱，可以说是攒了一辈子钱。这钱你们谁也不要留，说句不好听也不该说的话，要是哪一天死了，你们一个子儿也带不走。所以说，你们就全部用在养老上吧。现在我爸要做手术了，你还舍不得取出来，那你要等到什么时候用?再说了，你们都是公费医疗，说是要花一万多块钱，但大部分都是要报销的，最后也就千把块钱，这点钱你都不愿出，还要我们三个姐妹给你摊，说出去你不怕别人笑话?”秋瑾说得像连珠炮，“突突突”地一长梭子，让红雲只有听的份，连个插嘴的缝隙都没有。

红雲气得直想跳起脚来骂人，但心里不得不承认，三个女儿说的都在理，她根本没有反驳的理由。最终结果是，红雲自己想为女儿们立的规矩没有立成，但她又不情愿忍气吞声就这么完事儿，便跑到自己的原单位找领导。

过去的“处”如今已经改制成为了局属下的子公司，领导也换了一茬又一茬，连原来的办公地点也换了。她找到新的办公楼，在楼下问了好几个人，才问清楚自己认识的一个领导办公室的房间号。门卫是本单位退休的老职工，与她面熟，就放她进了电梯。

进入领导办公室，秘书过来给她倒了一杯茶水。等到秘书退了出去，她便开始诉说丈夫生病要做手术、自己如何如何困难、三个女儿又如何如何撒手不管等等，一连说了一个多小时。领导看看前面墙上的电子钟说：“我还有个会，已经到点了。咱们长话短说吧，你到底想让我做什么?”

“我想请您好好教育教育我那三个女儿和女婿。”

领导苦笑了一下说：“阿姨，据我所知，您的三个女儿和三个女婿在单位都不错，尤其是三个女婿，在各自的单位不仅是业务上的骨干，而且都已经提拔为中层干部了。作为他们的岳母，您应该感到光荣和欣慰，更应该把他们作为亲儿子一样加以爱护，即使有什么缺点或做得不到的地方，您在家里怎么熊他们都行，对外还是要体现全家和睦和团结。所以，我认为您说的这些都属于家务事，我作为单位的负责人就不便插手了。再说，您的三个女儿有的在局机关，有的在别的公司，没有一个在咱们公司，我怎么管呀。但对于您经济上的困难，我是肯定要管的。”说着站起身来拿起桌子的本子和笔，边往外走边说：“这样好不好，您写个借款申请，我让财务上给您垫付一万块吧。”红雲见状，只好跟着领导出了门。

其实，红雲并不是拿不出这一万块钱，她就是要到单位恶心恶心三个女儿，把她们的名声搞坏，以出心头这口恶气。“文革”中丈夫邵松阳受到冲击和迫害，身背六七项罪名，被红卫兵和造反派打倒在地，好几年不得翻身，使她领教了名声的重要。当年秋玲刚参加工作，在对待宁海老家人的问题上与红雲发生争执，红雲就是直接跑到秋玲的工作单位闹了一通，把秋玲在家里的表现说得一无是处，结果，秋玲入团的事被她搅黄了。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里，秋玲最终连共青团组织都没有加入。几十年过去了，在红雲的心灵深处，她依然认为，恶劣的名声可以毁掉一个人的所有前途。

今天，虽说是拿到了一万块钱，但红雲感觉到领导并不认可自己对待子女的做法，她也没有达到让领导出面教育批评甚至处罚三个女儿的目的。她有些迷惘：难道世事真的与先前不一样了?

拿着钱回到家里，红雲的心里像吃了苍蝇一样地不舒服。本来就为上次给三个女儿一个个地打电话碰了钉子而伤面子，今天找领导反被领导“好心”相劝，觉得自己是找上门去自取其辱，真算是倒霉透了。她越想越气愤，端起茶几上的一杯凉开水“咕咚咕咚”喝个精光。等她起身取过暖水瓶倒水时，无意识地扫了一眼电话机，发现显示屏上有外面打进来的电话，而且这个号码有点像股票市场的电话，于是她拿起听筒拨了过去。

听到电话里两声“喂喂”，她便知道是秋玲，就后悔不该打这个电话，于是气呼呼地问：“又有什么事了?”

秋玲从声音里仿佛看到红雲倒竖的眉毛横肉的脸，也有点不高兴，就直截了当地说：“还能有什么事，医院决定给我爸做手术，让今天务必把钱打到卡上。”

一听到钱，红雲的气就不打一处来，顿时火冒三丈：“什么医院决定了，我还没同意呢!”之后在电话里训秋玲：“给你们的爸看病，你们一个个都不愿意出钱，要是我生病，还能指望你们哪一个?”她把所有的火都发在了秋玲身上。

秋玲也不示弱：“他是我们的爸，但也是你的丈夫。你丈夫生病了，要做手术了，你不该出钱吗，你给我发的哪门子火?”

两个人在电话里就这样吵起来。听到秋玲说“你丈夫生病了，要做手术了，你不该出钱吗”的话，红雲像是被人指着鼻子训斥。她还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气，尤其是作为大女儿的秋玲。她想，要是这次让步了，以后自己还怎么有权威?于是，她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拿定了一个主意。

红雲说了句“你等着吧”就挂断了电话。她把钱放到一个只有她自己知道的地方，锁好防盗门下了楼，坐上108路公交车直奔医院。

与董主任谈过后，红雲嘟噜着的脸变得平展了，像换了个人似的进了病房，和颜悦色地对邵松阳说：“老邵啊，我把钱拿来了，但这个手术现在咱还做不了。”

看到邵松阳张口想问她，病房里也有人向她投来疑问的目光，她走过去把邵松阳扶起来靠床头坐着，又殷勤地帮他拉拉被角，现出无可奈何的样子：“是这样，我这眼睛白内胀更严重了，现在看什么东西都是模糊的，今天上午又去看了医生，医生要我做手术。虽说手术不大，也要不了几天，但我没有办法给你做饭呀，所以，刚才我已经去跟董主任说好了，你的手术等春节后再做。”她不容邵松阳和秋玲张口，转脸吩咐道：“秋玲，董主任在等着呢，你去办出院手续吧!”那口气软中带硬，不容置疑。

邵松阳出了院，红雲把那一万元钱存进了自己的银行账户，而她自己也并没有去做眼睛的白内胀手术。在所有的工作日里，她依然天天到那家证券公司为她在大户室指定的电脑前，浏览股市行情，分析各大板块的走向，关注平时自己所关注的股票流量，时不时地操作抛出和吸进。

时光如白驹过隙。还没觉得元旦过去多少天，就进入了农历的腊月。俗话说：“过了二十三，春节到眼前”。按照惯例，张琳和秋倩为邵松阳、秋玲和秋瑾，以及自己的姐姐、哥嫂等每家都备了一份过年的礼物，包括白酒、红酒、水果、点心，还有当地特产“咸货”，由张琳驾驶着自己的爱车分别给各家送去。大年三十清早，按照与鲁钦的约定，秋倩和张琳、冬征一家三口由淝城出发，自驾车前往济水过年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