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静大喜的日子定在9月28日，也就是农历辛卯年的八月初二。宁静和魏兆喜虽然已经调到了上海，但婚礼还是按照原来算定的日子在淝城举行，新房就是魏兆喜父母原在公司总部机关大院居住的三室两厅两卫的居室。几乎一个夏天，秋玲都在忙着找婚庆公司、订婚宴饭店，连在婚礼上给客人们散发的喜糖也是她左挑右拣购买来的。这期间，秋玲要胡大亮向远在海南、湖南、湖北、山东、九江等地的本家亲属致电通告，并发出了到淝城参加婚礼的邀请，自己则亲自将这一喜讯告诉了秋倩和秋瑾。秋倩和张琳在接到电话的第二天吃过晚饭后，由张琳驾车来到秋玲家，将6000元的贺礼交到秋玲手上。秋玲说：“自家人，免了吧。”张琳接过胡大亮递过来的一杯清茶，随口回答说：“这是我们家宁静的终身大事，怎么能免了?我还只怕少了呢!”捧着厚实的信封，秋玲就有些感动：“唉哟，这么多啊，这礼太重了!”张琳说：“只能是表一表我们的心意，祝宁静和魏兆喜新婚大喜，六六大顺。”不等张琳说完，秋倩接过了话茬：“还有早生贵子，百年好合!”伴随着一阵爽朗幸福的笑声，胡大亮端来了刚切开的大西瓜，秋倩伸手取过来一块：“这瓜一定很甜，我要抢着吃了。”一口咬下去，甜汁顺着嘴角流下来，张琳顺手抽出一张餐巾纸接住，才没有滴到地板上。

她们边吃西瓜边谈起宁静婚礼的筹备情况。张琳则想起了自己当年在报社当记者时争取到屯溪出差的机会、第一次见到宁静的情景。张琳说：“那时我还没有和你这个大姐见过面，只是从秋倩保存的一张照片上见过，下了火车到出站口，我一眼就认定那个站在护栏边的就是大姐，直向你挥手。”秋玲说：“是啊，这就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个门’。”并说：“那时我们就一间平房，只好把你安排住在单位的招待所，委屈你了，妹夫!”

张琳摆摆手：“那时也就这个条件，已经很不错了。”想起当时没有见到胡大亮，就转脸问胡大亮：“我去的那年你还没有调到淝城吧?”

胡大亮点点头：“还没有，你那次去屯溪，我到九江出差了，回来才听你大姐说的。”

张琳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一个是第二天早上宁静去招待所喊我吃饭，她推不开门，就爬到窗台上，用小手把窗户纸抠了个洞往屋里瞅，嘴里喊着‘姨夫、姨夫’，我嘴里应着，心里那叫个甜。第二个是大姐下面条，煮一会儿就挑起一根面条往墙上甩，以能不能粘到墙上来检验面条是不是熟了。我觉得特别奇特，还是第一次知道用这种方法来检验面条熟不熟的。”说着忍不住又笑了起来。

临出门，秋倩还问秋玲：“宁静结婚的事你给老头儿和老太太说了吗?”

秋玲说：“在老头儿住院时告诉过他，但在哪个酒楼办，还没有正式通知他们，反正也不需要他们做什么，到跟前再给他们说吧。”

就是因为秋玲把宁静结婚的事先于红雲告诉了秋倩和秋瑾，对外常说“从来不讲规矩”的红雲从秋瑾口中听说后，她问邵松阳：“宁静结婚的事你知道不知道?”邵松阳不明就里，答道：“知道。”红雲又问：“那什么时候结、在哪里结你知道吗?”邵松阳更不明白了，照实说：“不知道。”这下红雲抓住理了：“看看，看看，我就知道老大他们没有把我们当姥姥姥爷的放在眼里。”等邵松阳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也感到有伤面子，并为此而耿耿于怀。后来，当秋玲打电话说“想去看望你和我妈”时，邵松阳便警觉秋玲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张口就问：“啥意思?”这一问把秋玲问得莫名其妙，随口解释道：“就是邀请你和我妈9月28号参加宁静婚礼的意思。”

放下电话，秋玲把邵松阳说的话向胡大亮一学，胡大亮说：“咱爸当惯了领导，喜欢让人请示、汇报，你光打一个电话怎么行?他这是叫我们俩亲自登门去向他报告。”

秋玲有点不相信：“对我这个女儿和你这个女婿他也摆谱儿?”

胡大亮没有正面回答她的问话，而是建议说：“我看还是再打一个电话，与爸妈约个时间，咱们亲自去一趟吧。”秋玲想想也是，就当即把电话打过去。

在电话的那头，邵松阳和红雲也在生闷气，明知道这个电话肯定是秋玲打来的，却都不去接。第二天、第三天也是如此。秋玲虽说心里还是想着这是一道必须走的程序，但由于本来属于男方筹办的事，亲家全都委托给了她和胡大亮，而胡大亮还要上班甚至出差，实际上所有的事都落在了秋玲一个人身上，把秋玲忙得晕头转向。后来，虽说电话打通了，也说了要亲自登门邀请他们老两口参加宁静婚礼的意思，但邵松阳说：“知道了，你们也不用专门跑过来了!”口气很坚决，同时也包含着一些不快。这些不快，让相当较真和计较的邵松阳和红雲最终也没有去参加他们唯一一个外孙女的结婚庆典。

后来，当有人问起这件事时，红雲不无埋怨地说：“孩子结婚这么大的事，老大他们先告诉秋倩、秋瑾，把我们老两口晾到了一边，到跟前了才打电话通知我们，叫我们连准备的时间都没有。再说，我和老邵这么大年纪了，他们也不派车来接我们啊，怎么去?有她秋玲这样做事的吗?”